丁国强:笔耕不辍孤独坚守的青年评论家
- 作者： 来源：中国名网 发布时间：2009-09-27
丁国强，1970年生于山东胶南，199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获得山东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胶南市法院工作，现供职于中共青岛市委政法委。青年评论家,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苍老的聪明》、《历史的根部》、《心灵的和声》、《精神游戏的终结》、《再次踏入河流》等……
师弟眼中的丁国强
从曲师走出的文化名人其实没有几个，肖夏林、丁国强、李新宇……
可能能数的过来，真正成名的没有几个吧。
最近他们在网上开始说丁国强，在青岛的新闻网青青岛他们在讨论一个在青岛的人文作家，人文作家是我刚刚想到的这么一个词语可能不是很确切的，但他们的写作可能只能这么说了。
他们有人问，丁国强是谁？然后逐渐的有人好像觉得青岛有这么一个作家。然后讨论，然后我觉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读书的时候看学通社编的《校园记者》，里面有丁国强在毕业后一年的一篇文章，是用一封信的形式写的，很深沉的一种笔调。我还记得当年张元勋先生曾经说起过丁国强，此后除了三三两两的读到他散落的一些文字外几乎没有什么消息。
到青岛后，因为在一家外地报纸几篇文章的关系，因为做编辑的朋友来青岛，所以见了一次面，应该说作为师兄的他还是一个文人吧，一个开始走上仕途的文人，丁现在在青岛市政法委工作。可能真如他所说的，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开始自己的写作，我能想象的出，一个人在怎样的经营自己的精神道场。
其实怎么样评价一个文人进入官场呢？
个中滋味可能只有自己清楚吧，就像我，虽然没有进入，但毕业后的笔墨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是一种悲哀了。 文/骆驼快跑
老师眼中的丁国强：
序丁国强《苍老的聪明》
李新宇
丁国强从青岛寄来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嘱我作序，而我正处于少有的忙碌中，因为懒散，几年积下的事，总有无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拒绝，甚至连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放下手中的事，立即读他的书稿。尽管读了不到一半就去了上海，但回来之后立即接着读，而且边读边做笔记。其实，我早已过了什么书都能读下去的年纪，目光常常很挑剔，许多书往往是翻过几页就放下了。但是，读丁国强的书，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这当然并不证明这本书的可读性，而是因为我的好心情。试想：一个做老师的，有什么比看自己学生的新书更高兴的事吗？――大概只有一件事可以与此相比，那就是看自家哥儿娶媳妇儿。
我想，丁国强之所以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大概由于一种心意，或者是一种恋旧之情。旧情常常要寻找一些表达的方式，比如留下一点纪念之类。他一不要评奖，二不要申报教授职称，并不在乎我的评价。如果为了宣传，我想他肯定不会找我。所以，我把这当作一次交谈的机会。就象十年前的晚上，当他走进我的客厅时一样。
我与国强已多年不见了。他于１９９３年毕业离开曲阜，第二年回去过一次，此后就没再见过。但是，常在报刊上看见他的文字，于是，那份报纸或者杂志就变得很亲切。而且，近几年来，常听朋友们说起他，心里就特别高兴。有熟悉一些情况的朋友把王开岭、萧夏林和丁国强并称为我的“三大弟子”，或者“三剑客”。我都要急忙声明：王开岭毕业于政治系，虽然他在上学时喜欢文学，并且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我不敢以老师自居。但是，心里的确有一份儿得意，而且很遗憾与开岭“有缘无份”：他曾准备考我的研究生，但因耽于写作而没有时间学外语，最后作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看到英才，就遗憾未能得而育之，这可能是一种可笑的心理，但老实说，我无力克服。面对丁国强和萧夏林，则没有这样的遗憾，因为关系无法否认，“担干系”也无法摆脱。萧夏林是一个讲义气重感情的人，毕业后仍然常回去看我，到北京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此暂且不说。至于丁国强，我已记不起最初是为什么在成群的学生注意到他，但有一个印象是深刻的：他于１９８９年入校，在那个告别８０年代的时刻，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他前几届的学生已经一下子成熟而且变得很老成，因而喧闹的校园总是显得很宁静，甚至是鸦鹊无声。丁国强却有点不识时，一心想要搞点什么活动，并且以他的辩才说服了我，给他们做一次报告。也许因为长时间没有人公开演讲，大教室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我记得演讲的题目是“生命的彻悟与困惑”，谈的是新时期作家对生命的理解，主题很明确：无论如何都要顽强地活下去，自杀是懦夫的表现，虚无其实是未把世界看透，等等。讲得很艰难，寻找语言就象走纲丝。而且在海报贴出之后，书记就建议我最好取消它。两个小时的演讲，他一直与一群教师站在教室的门外。不过我知道，他不是在监视我，而是真的在为我“保驾”。这份爱惜之情也是永远难忘的。丁国强是报告的主持人，初生之犊，真有点儿不知厉害。屡屡发言，追根问底。结果是有人在为我捏一把汗，我却为他捏一把汗。但从此之后，他就常常出入我的小客厅，且坐下来就会滔滔不绝，使我领教了他那常有混乱的思维中所透出的才华和锐气。
现在读他的文字，感觉依然如故，不同之处是他读了更多的书，写文章的功夫也非过去所能比。面对他的新作，我首先感到惊奇的是他广泛的阅读。因为我知道，一些读者也知道，丁国强的工作环境并不非常适宜于读书和写作。他是一个法官，需要按时上下班，八小时之内必须务他的“正业”。他的读书和写作都是真正业余的。然而，丁国强的文章涉及那么多的作家和学者，涉及那么多的新书，当然，有些新书也许并不值得读，但是他读了，而且认真地写下他的想法。于是，我们通过他的文章，可以了解思想、文化、出版界的许多新现象。而且，面对这些现象，他都以自己的言论积极介入。他评论史铁生、张炜、李锐，也批评余秋雨、刘亮程、余杰，批评文坛对卫慧、棉棉以至韩寒的炒作。他关心的事情很多，从文学到学术，从现实到历史，对顾准、遇罗克等有自己的认识，对摩罗、筱敏、刘烨园等九十年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仍然不畏权威的庞大，敢于直言批评李泽厚《世纪新梦》是可疑的“新梦”，表达的是“暧昧的情绪”。他看到了文坛的一些问题，比如“泛化的行为艺术”，比如掩盖现实，看到了就要批评。他的笔指向当下中国文化界的各种弊病，因而使他成了真正的批评家。
毫无疑问，丁国强的文字是激情文字，富于激情，带有青春的朝气。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切都已经因为稀有而显得珍贵。因为人们已经都很成熟，就连孩子们也都变得少年老成。然而，生活似乎没有磨掉丁国强的锐气。他仍然滔滔不绝，直接发表他的看法。他对一些东西的把握也许并不太准，对一些现象背后的内容也许看得并不太清，但是，他依靠他的良知和正义感，以及这一切给予他的激情，总是在不断地抨击着丑恶现象，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的文字是有血性的文字，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文字。他还没有学会隐藏自己，没有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大概由于专业基础所致吧，丁国强的文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文学批评。他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现实越来越遥远》中，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花言巧语，喋喋不休，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现实。”他看到“为了迎合大众的商业口味，摧毁沉重的现实成为文学的一大功能。”他说：“佯狂、装疯卖傻毕竟是中国精神史上的特例，更多的士人还是努力寻求超脱，用所谓的审美自由来安慰自己，将极端性的精神危机转化为一种价值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功夫就是不知不觉地教会你如何消除与现实的对立，如何化解自己心中那种不妥协的想法。”在《我们的精神处境》中，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强调日常生活和‘平常心’的重要。在英雄时代的尘埃早已飘散得干干净净的今天，这些自我标榜平常人实则是心理极不平衡的一群人。告别豪迈的口号，他们很快便学会了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谎言。”应该承认，这些见解都是深刻的，表达也相当到位，一下子就抓住了许多问题的病根。
当然，面对他的书稿，我也有某种不满足感：他关注的对象很广泛，但有些东西可能不值得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广泛地获取新知，但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因素可能还有待剔除或整合。同时，世纪之交一些重大的思想冲突已经覆盖了整个言论领域，一个人只要言说，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可能被不同的框架所吸呐。所以，一些人的言说便格外谨慎，生怕误入正在交火的阵地而被迫卷入战争状态。对此，丁国强似乎选择了自由穿行，但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自我和思想自我的建构，如果无力建构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一旦到了无轨可接、无墙可骑的地方，自由穿行就可能显得非常尴尬。
因此，我希望丁国强做两件事：一，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二，认真清理当下中国思想地形图。在此基础上更清楚地为自己定位，然后继续前行。更大的成功是我所期待的。
2002年9月 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