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我是我的品牌

　　艺术家就该狷介狂放，浑无一丝职业派头？不，至少张乐不是。他是个很特殊的存在—身为音乐家，并无清高之态，只是低调地把艺术当作事业，以职场之心谨严对之；定位于新世代艺术家，却并非事事着眼于金钱，别有一份慧根，以游鱼之态，经营事业之余，把生活调弄得斐然生姿。
　　走进张乐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家，一切幻想都被满眼的明清风格家具给打破了，转入内室，又有超过100把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小提琴陈于案上，仿佛一步一个局。本以为，能被冠以“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又在中国连续担任深圳、上海两个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他，应该在20年的留美生涯中，彻底西化，但张乐身上，仍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他的脸上和身上，看不到一点岁月划过的痕迹。
　　淡定、从容，是在他家喝了一下午岩茶后，得出的评论。
　　他不抽烟喝酒，喜欢茶，古老的文化，古典音乐自不在话下。他把自己经营成一个看上去朴素，却有深意的品牌，而且并不刻意。“我不会把小提琴仅看作是一个职业，它是我人生的方向。”
　　“在西方文化里，每个人都是职场上的一颗螺丝，它们的系统化保证社会以最快速度向前运行。但我总是跟着自己内心的声音。”
　　但是最开始，一切都不是这么一帆风顺。
　　“只要有一天停止进步，我就改行。”这是张乐在学艺之初立下的誓言。年少轻狂的豪言壮语，在今天看来稍许荒谬。他其实早就打算永不改行，因为艺术有个好处，“就是永无止境”。
　　毫无疑问，张乐是富有天赋的，否则，便不会13岁就代表上海得到在北京举办的小提琴大赛的奖项——在那之前，古典音乐在两地有派别之争，互相不融，鲜有上海的乐手获得这一殊荣——张乐却用自己的琴艺说明了一切。那是天赋，也是机遇。
　　但后来的路却是自己选的。18岁到美国留学，儿时一起学习的玩伴有许多已选择别的道路，“但我觉得，既然做了一件事，就该做到我最好的程度。”最苦闷的时光也是初到美国的几年，张乐明显找不到方向，在对音乐的认识上，中国和美国有太多的不同。原来的天之骄子，在加州的阳光下，却显得有些彷徨。 
　　“不仅是技巧问题，还有人生的定位。美国的音乐家都非常职业，他们不喜欢曲高和寡，不会坐等知音发现，而是把音乐当作事业，以职业态度去规划。”
　　“学习什么，演出什么，和哪些人合作，都是非常有条理的。”这种美式的思考方法感染了张乐，他不再把自己定位在与世俗脱节的平台。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决断的能力，“我下决心丢掉过去所有的技巧，重新学习美国的一套东西。因为古典音乐毕竟发源于西方。”
　　“我觉得我永远都在选择主次。”说这句话时，他异常坚定，就像认定西方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就毫无怯意奔赴美国学习，其他的念头，都被抛在后面。“认定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放在后面考虑。要有很多牺牲，要有很多舍弃，才能最后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艺术家需要常常相信自己的直觉，而职业人亦是如此。在张乐的心中，最快速的决断，往往是最有效的与最正确的。正如音乐家兴之所至演奏的乐曲，往往比刻意为之而高出数个水准。

　　张乐的手指比一般人灵活，肌肉也一样。“拉琴的时候，哪怕背上有一块肌肉不舒服，也会影响整个发挥。”因为小提琴，他一点点学会用思维控制身体，而不是像常人一般，往往先做了之后，才去思考。
　　大学快毕业时，隔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招人。和演唱者们的融合是他在小提琴演奏中全新的领域，他就认真准备后再去面试。因为重视，认真分析过歌剧院的演唱风格，在一大堆懒懒散散的乐手中，他脱颖而出。  
　　“成功后，我用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以后要走哪条路。”很多同学都进入管弦乐队或继续深造，而他却隐隐然觉得，与歌剧院的合作，可能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成功之道。
　　于是，张乐四处与行家进行沟通，将收集回来的资讯详加整理，最后决定以与歌剧院合作为长期事业，并毅然推掉其他乐队的OFFER，专心与歌剧演唱家们合作。一年后，他的努力有了回报，报章上的头版已然写着：“张，最成功的歌剧院小提琴演奏家。”而此时，他的同学，大多还默默无闻。
　　此后，张乐不间断在世界各著名音乐厅：卡内基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进行巡回演出，并成功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为唯一的中国小提琴家和美国大峡谷音乐节常年特邀首席兼独奏家。接着他又开始与歌剧女皇佛来明、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以及大提琴家马友友、钢琴家郎朗等同台合作，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单是大都会歌剧院，已经能为他带来百万人民币的年薪，况且，那是在国内物质不算发达的1994年。
　　回忆起这些，张乐会笑着说，还好，当年没有那种不论缘由的艺术家脾气，一切决定都以思维为主导。“人，无论何时都不要由着性子来，要学会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