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事件看“代工经济”的时代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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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中国名网》记者 郭晓明、王永亮
在线嘉宾：新华社研究员、中央财大教授李锦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参与《中国名网》专家访谈。近一阶段来，富士康跳楼事件，使得企业职工生存状况成为民生领域中最受关注的话题。
无论从哪方面讲，深圳富士康科技公司的管理制度、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都需进行深刻梳理和检讨。但更应该看到，如果只是将矛头只指向富士康科技公司本身，反而容易遮蔽更深层次问题。
现在富士康职工安全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继富士康集团6月1日全面调资消息传出以后，6月6日又宣布自10月1日起，作业员每月基本薪金将调至2000元，这些消息，使人高兴。 号称“代工之王”的老企业富士康，曾经是代工业最成功的典范。直至现在，富士康仍牢牢把持着苹果、诺基亚等高端客户。我们应当看到，富士康跳楼事件暴露出来的不仅是企业与工人的矛盾，而且要看到这种典型的“深圳模式”背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关乎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经济与社会转型。富士康作为“代工经济”的龙头，扩展到空前规模，却衍生出意料之外的事，教训及其深刻，显示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转变，社会转型也必须加快。
今年春天，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三位中央领导连续三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表了重要讲话。胡主席更是使用了多达50个“加快”，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与紧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发展的主旋律。而深圳富士康事件的出现，使我们更觉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急迫性。
在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刻，中国代工企业将转向何方，为了能够更深入的探讨这一问题，求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中国名网特别邀请到新华社研究员李锦.李锦先生还是中央财大兼职教授，李教授长期研究经济问题，曾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等12本专著。近年重点研究基层社会稳定与社会转型问题。下面我们请李教授与大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富士康事件是“代工经济”造成的 主持人：李教授，您好！
李 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广大网民朋友就富士康跳楼事件和中国代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和大家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先请您对富士康跳楼事件谈一下基本看法。
李 锦：谢谢您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问题。人们看到有十几个员工跳楼了，而这十几个员工都是富士康的，时间又这么集中，就更为关注了。对这件事，要从三个层次看。从第一个层次看，这是职工不适应企业环境而发生的悲剧。从第二个层次看，是对“劳动密集型”和“两头在外”模式对工人生存环境破坏形成的悲剧。这一事件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赖以发展的，以严格管理、机械化生产为特点，追求高效率低成本以赚取利润的代工出口模式，和新形势下成长起来的，追求平等、尊严的新一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从第三个层次看，折射了中国代工企业发展方式痛苦的现实。
主持人：有的网友提出，这些员工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现在，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有的专家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显然，把原因仅仅归结为失恋或其他什么原因，你是怎么看的？
李 锦：这十二起跳楼事件有个别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但是不能用个别原因掩盖一般规律。从规律上看，他们的精神问题极大部分是由于“代工经济”造成的。而“代工经济”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富士康可以扭转的，我们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品牌，只有代为加工的能力。劳工们不堪忍受这种高强度劳动量和近乎封闭的军事化管理，终于造成悲剧。
“代工经济”是中国快速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原始积累初期，我们缺少自己的品牌，缺少创新能力，就得代人家加工。从沿海地区的“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在发展早期，都能看到这种特征。而富士康科技公司45万人打工，便是这种劳力密集型的表现。近年来由于金融海啸冲击与缺工问题，珠三角掀起代工企业倒闭潮，存活之道就是“精实管理”。所谓“精实管理”就是十个人工作交给五个人做，中间节省下来五个人的成本，可以移作企业利润。面对劳动成本低的优势逐渐流失，想要活下来，只能够推动精实管理。过去赚的是“机会财”，现在经营成本垫高，要赚“管理财”。
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阴影下，富士康遭遇了裁员风波、股价急挫、订单大幅削减。代工IPod、摩托罗拉手机、索尼PSP、诺基亚手机、戴尔电脑……几乎是在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富士康公司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富士康的成功就在于这种精实管理。为了追赶速度，富士康员工的工作近乎疯狂。富士康建立了全球48小时远程互动设计体系。通过互联网，利用时差，使美国和大陆的工程师以接力赛的形式完成设计。比如美国工程师白天进行的一个设计，到了美国时间的晚上正值中国大陆的白天，这个设计就会像接力棒一样转到大陆设计师手中继续进行。所以富士康才敢向客户承诺48小时完成设计。
富士康还有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军事化管理、保密管理等制胜法宝。军事化管理让富士康达到了没有管理只有执行的境界。正是这些管理理念让富士康获得了全球3C产业品牌厂商的信赖和赞誉，但是却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因为它对客户的精准来自于对员工的严苛，在倡导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对此管理模式的评价已经有些负面了。这种议论，在跳楼事件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网 友：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高密度的死亡与他们的“半军事化管理”有关。
李 锦：有些事情不好简单下结论，但在富士康，高强度劳动量是事实。据悉，此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有报道说富士康几乎每天都加班，且平均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其间仅有1个小时包括吃饭和休息，有的部门甚至长期要加班3个小时。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富士康为了压缩人力成本，普遍存在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现象。
当然超负荷加班也绝非富士康一家的事情。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还对深圳17家出口企业6000多名员工作了调查：2009年深圳的员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0.59小时，每周工作65.94小时，每月平均加班时间120.94小时，工资1247元。在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企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工人靠出卖劳力以生存，是一个现实。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代加工经济模式的一大特点，富士康跳楼事件，把这个特点充分暴露出来了。
网 友：《参考消息》报道过：今年2月，一名富士康员工给郭台铭的一封信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揭露富士康的一些部门经常用加班管控来降低成本以实现公司盈利，或用取消休息时间来完成出货目标等。这种唯盈利是图的管理方式是导致短时间内多名员工坠楼的原因。
李 锦：企业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的手段之一是最低的工资标准、最长劳动时间，使得工人靠延长劳动时间来挣得收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经济发展来看，“富士康”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但也是一种没落的产业方式，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这是以劳工的巨大投入为代价的，当然包括一种看不见的“高能耗”被投入其中，那就是一代产业工人的青春和理想。所以，它不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过去讲“保增长，保就业，调结构”。但是调结构很难，一旦做起来，就只注意前面两条，第三条便放弃了。
农村到城市会有一个“心理隔断期”
主持人：据报道，富士康80后、90后占了总人数的91.3%，也就是说富士康45万员工中，有41万人是30岁以下的青年。很多人注意到，这跳楼职工多数是刚进城不久的农民工，心理上存在一个落差。有网友把这些问题归结于工人自身问题。
李 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这些跳楼的职工多数来自中西部湖南、甘肃、河南等省，年龄多数在18岁至25岁。刚进城务工，由农村到城市会有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脆弱的“心理隔断期”，可能是“十二连跳”诱因。富士康为了做出高质量的产品，采用的是西方的流水线作业的管理。对于没有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中国农民工来讲，一下子的确是很难适应的。及加上苛刻的军事化管理，得不到人文关怀，工人的心里便会产生某种自卑感，他们感受不到爱，也得不到他人的关注，而心情郁结时，连个诉说的人都很难找到。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与外界隔绝，与社会脱轨，精神上得不到慰藉，内心的矛盾苦闷得不到发泄，慢慢的人就变得抑郁了。富士康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他们正处于人生塑形的阶段，他们正是最渴望爱与关怀的一个群体，然而他们却生活在一个麻木冷漠隔绝的环境中，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这些年我们是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在企业也强调人性化管理的。
李 锦：确实，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目中无人。泰勒的管理方法，便是机器社会的产物，但是已经过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好，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好，统统都只是手段，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普遍增进，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发展的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普遍福利，由人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同时做到“发展为了人”和“发展依靠人”。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企业更如此。发展的种种道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人学。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的人性化管理是有明显的差距的，企业文化也是有差距的。
工人需要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
主持人：一些成长于改革开放中的年轻人，对于自身的全面发展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诉求，他们的劳动换来的报酬，只是维持最基本生活，而无法体面生活。从网友反映情况看，富士康工人在自身得不到尊重方面，反映是强烈的。
李 锦：长期以来，以廉价劳动力吸引资本的模式，即人们通常所称的“深圳模式”、“宝安模式”、“东莞模式”，使深圳沿海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优越条件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通过内地廉价劳动力的输入，获得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备受关注的农民工，不能把他们的问题简单的看做心理问题，新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中大都经历过留守和流动，他进城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也需尊重和尊严，能够和城市里的孩子有最基本的平等待遇。
了解到，本来员工上班就很累、且精神高度紧张。然而，却还要惕防“陷阱抽查”，即正当员工全神贯注地工作时，管理人员会冷不防地从其工作桌上抽走一个部件，若员工没发现，则要受到处罚。类似这样“偷袭管理”，造成了员工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思想状态。“十二连跳事件”其内在原因：或者是员工工作压力过大，或者是指标定得过高，或者是管理粗暴强横，或者企业缺乏人文意识。如果不下功夫寻找”十二连跳”的管理方面的，不是钱就能解决问题的，最终还是要在管理上下功夫。不在实际工作和管理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悲剧有可能持续发生。
主持人：工人不仅需要工资，还需要尊重。富士康“十二连跳”，实质上存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够尊重的问题，这是深层次的民生问题。
李 锦：工人的生命安全，生产安全是民生的首要问题。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跳楼，原因能说出许多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缺乏幸福感而跳楼的。从直接原因看，也不是仅仅因为挣钱少而跳楼的。人是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人，最基本的属性是生物属性，最本质的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人的需求有多方面的层次，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富士康的十多起事件，可以归纳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需要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幸福。
我们应当考虑每一个社会人的自身需要。人民幸福与否和幸福程度，是对以单纯追求GDP所导致的“有增长无发展、有财富无幸福”发展模式的修正与完善。对企业来说，也要把以人为本，以工人幸福为追求标准，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企业化。
富士康的教训在于把人当做机器
网 友：在富士康，人已经不再是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没有丝毫成就感。
李 锦：人被异化为机器的是不只是富士康，其他代工企业也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类似富士康的种种现象，正由沿海向内陆转移。
翻看近期相关新闻，我们了解到富士康并非外人想象的“血汗工厂”。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设备齐全，待遇规范，也无明显的违法违规现象。即便跳楼事件频发，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等待着进入其中工作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痛感更深切。可以说富士康把“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是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模范”。
主持人：在富士康厂区内，有游泳池、足球场、网吧等休闲活动的场所，其他的“血汗工厂”并没有。从生存环境问题，似乎富士康并没有更多值得指摘之处。
李 锦：这里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环境建设问题。过去我们讲环境，一般说是指自然环境污染，是空气、土壤、水与声音。其实还有一种环境，这便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环境，人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心理环境则更为重要。
上面一位网友讲到人是机器的观点，值得重视。自从在深圳建厂之后，富士康员工人数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快速增加。这些员工被招进来后，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在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上，每个员工都是不断重复工作的“机器人”。卓别林演出的《摩登时代》，曾经很形象地演绎了高效率的机器对于人性的扭曲，我们在富士康又看到了。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富士康成长为庞大的代加工帝国，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本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劳动成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奋斗，真正融入繁华的城市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旦外部稍有波动，紧绷的链条便可能断裂。那些身在茫茫人海却倍感孤独的年轻人，“像碎片一样存在”，经不起风吹草动。“十二连跳”背后的每一个原因都令人惊讶——小事一桩，就把人逼上了绝路，一根稻草真的可以压垮一头骆驼。即便十二个员工接连跳楼的背后有各种偶然，但偶然之中都有必然，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必然。
主持人：“十二连跳”触目惊心，虽不忍心看，又不得不正视。如此高密度的自杀事件，确实要从环境上找原因。 李 锦：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还要重视心理环境，工人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民生”是一个充满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在社会发展中，它突出了人的位置与人的主体性，在企业更是这样。人不是机器的奴隶，而应是机器的主人。
全球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代工经济
主持人：有网友提出富士康并不在意自己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产品加工完了，运出去了，富士康和当地还有什么联系？正是这种代工模式促使富士康敢于给工人繁重的工作压力以及低廉的薪酬，不在意工人的感受。
李 锦：这是代工企业的特征，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这个样子。企业代工（OEM、ODM以及“三来一补”等）并非中国的产物。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经济体迎来了20世纪的第一次繁荣，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汽车、高新技术和日用品等产业上，逐步形成了欧美品牌主力军。进入60年代至80年代，欧美企业不断高涨的人工成本，促使其开始寻找低廉的加工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地区逐渐成为这些品牌代工的主战场。特别是韩国，在这一波代工潮中抓住了机会，包括三星、LG等一批企业在早期也借助了韩国低廉的劳动力，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品牌，也逐步在模仿中创新并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在这20年左右的亚洲首次代工潮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迅速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已将其自主品牌带进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中，这些品牌企业的产能短板和高涨的人工等成本在鲸吞着他们的利润，转产成为这些企业继续发展和升级的迫切需求。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
主持人：这种现状在中国一直持续到什么时间？
李 锦：2008年前后。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但最近几年来，这种代工方式日渐式微，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低效、低价值的产业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虽然曾经长期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比较优势，但过于坚守这种比较优势，也使得中国失去了许多机会。我们过去总是讲“珠江模式”、“深圳模式、“宝安模式”、“东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真多，曾经作为中国的样板得到宣传，为全国仿而效之。我们试图把比较优势每一滴血都榨出来，这实际上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掉到比较优势的陷阱里，被锁定在一个路径里了。这种模式不朝前走，走不动了。我们长久高度依赖这一类产业，使得转型的成本非常高。经济学上一个比较优势，被凝固了，最后变成一种战略，变成一种模式，用一整套制度执行它，实际上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模式。
李 锦：是的。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中国走到“深圳模式”这一步了。我们现在讲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从这种模式中转变出来，走出来。
提高员工资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步
主持人：从6月起，富士康全部加薪三成。这项决定将在深圳工厂先行实施，除深圳外的内地工厂员工加薪幅度将参照深圳标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李 锦：富士康能够有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仅以深圳富士康来说，通过这次加薪，深圳富士康45万名员工的全年薪资，将至少可增加4800元，这意味着富士康一年的劳力成本将增加22.81亿元人民币。对于一个以代工为主要经营模式、利润微薄的企业来说，这笔成本的增加是比较可观的。6月6日起，又宣布加薪，又翻了一番。
显然，这是工作组与企业谈判的结果，实质是政府与企业谈判的结果，表明政府对工人的态度，我们应当欢迎这个举动。很显然，在加薪付诸实施以后，富士康赖以生存的所谓“成本优势”将遭遇挑战。富士康2009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去年一年，在富士康员工数量增加了9．7％的同时，其员工成本却从2008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2009年的4.85亿美元，减幅达到28％。从这个简单的数据对比就可看出，富士康以往的成功，是建立在低廉的人力成本的基础上的。现在政府出面了，为工人讲话，富士康的利润空间被大大的挤压了。
李 锦：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较小，资方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唯有从压低劳动力报酬上入手，导致职工的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这种以牺牲民众幸福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沿海发展模式或言之是“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希望富士康跳楼事件能够警示中国，这种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富士康早就应该转移了
主持人：富士康加薪20%以上，就意味着营运收入减少10%至20%。
李 锦：这是肯定的了，他们要躲过“跳楼事件”，就得付出成本。这是迟来的补偿。2005年以前的10年，珠三角地区GDP增长率都是在10%以上，很多企业利润增长都是在30%以上。可是，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很慢，有的一年增加几块钱。在相当长的时间工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中国有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的劳力为富士康提供了这种机缘。
李 锦：因此，我们说旧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是旧的发展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是，第一，低成本。第二，大规模，富士康可以达45万，第三个，生产方式中，是一些低端技术，是模仿性的，很少有什么创新性质的东西。这就形成了我们在前30年中，在跨国公司产品增值链中，中国沿海地区是处于一个最低端，也就是简单技术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的环节。
主持人：解决这个问题，靠企业自己的的自觉是不可能的，需要某种外力的推动。
李 锦：真正与“富士康模式”告别，并不是挥一挥手就可以做到的。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劳动力越多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实上，随着毛利的下降和用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已经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内地转移。他们可以由深圳向内地转移，譬如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其实，他们早就应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
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去深圳了，很难理解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至今仍大规模停留在深圳，45万人集中在那么狭小的土地上，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太慢了。按照我们一般想象，这种劳动力高度密集工资低廉的企业造就转移到北方沿海，然后再到中西部去了，起码富士康的企业大转移晚了10年时间。
主持人：低成本的优势最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是因为农民工的收入低。但目前在很多地区的“用工荒”说明我们的农民工已经不便宜，而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是无限供给，也就是说我们低成本的优势，恐怕在未来十年要告一段落。
李 锦： 全球性的代工产业链从欧美传递到亚洲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再经过中国这30年来的接力，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右走”，那么，这些必然存在的全球代工业务，在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将一是继续向中国的内陆转移，一是由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等低成本地区，再度转接“向左走”。这是全球代工链条利益分配难以改变的规律。
主持人：富士康国际将深圳产能转移导河北廊坊的主要原因便是廊坊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750元，低于深圳的900元。
李 锦：早就应该转移了。等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了，再向西南、华北的腹地转移。然而，这也不是原样转移，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二连跳”教训，应该促使全社会努力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也应该在人性化管理上下功夫。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可能发生在烟台、廊坊、武汉等地方。
政府的协调能力与社会主义本质
主持人：从富士康事件看，中国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政府调控，政府早就该出面协调企业内部矛盾了。
李 锦：这是从企业内部提出问题了。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维护一定的利益差别，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更不能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准则。深圳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国家部门与工作组进厂协调，提高了工资，还有一个劳动时间的解决。努力协调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关系，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劳资关系调整，便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李 锦：富士康是因为问题暴露而不得已而为之，更多的地方也会因此而警醒。由于我国各级政府目前仍习惯于以保证GDP升幅来保持经济的发展，在资方与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少地方，政府更多地在不自觉地维护资方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权益的伸张，这也是这种有缺陷的“中国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彻底转变经济模式，首先需要领导转变思维方法。要舍得让这种影响民生的GDP降下来，这是要下大决心的。
主持人：最近，有多个省份上调了职工工资的最低标准。 李 锦：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必须考虑到最弱企业的生存，它有时反而给一些刻意盘剥职工利益的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须将企业的职工工资法制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够在维护资方利益和保护职工权益之间求得平衡的《工资条例》。政府在确定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职工的工资，必须与企业的生产效益挂起钩来。企业效益上涨，GDP上涨，职工工资也要上涨。
主持人：有网友说，我国有关方面两年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工资条例》的调研起草，但至今尚未见实质性的进展。 李 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担心《工资条例》的出台，对资方形成制约，从而影响到地方招商引资的效果，造成对GDP的负效应。现在很多文件难以出台，就是因为处在经济增长与民生的矛盾中处于“两难“地步。但是，不断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如果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酝酿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以前那种用低廉劳动力来吸引资本的制度安排，不仅造成了职工权益与经济发展的脱节，而且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分配不公平，政府就要出面协调了。
主持人：你是怎样看通过提高工资来稳定富士康局势的。
李 锦：这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打开社会利益关系之结，局势就会稳定。但是不能等每个企业除了问题后再派工作组去呀，这是被动的处理办法，我们应提倡主动处理办法，目前，国家正在提出工资调整方案，便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显然，利益调整了。不仅深化改革有了保证，而且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了可靠保证。
这样做,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逼上梁山，逼这些代工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死力气在自主创新上。还有一种结果，逼得富士康大规模向北方内地转移，到最低工资比深圳低的地方去。当然，最好的地方是北方港口城市，运输成本低。
主持人：政府不仅在协调企业与职工利益关系方面，履行职责。在帮助代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方面，也应该做好服务工作。
李 锦：若仅靠自身的努力，缺少资源甚至话语权的代工企业很难走好品牌之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更应该承担起代工企业引路人或合伙人的角色，同舟共济，转型升级。如果有机会能够借助政府政策或资源的力量而出位，代工企业应该抓住机会不要错过，借力升级。
要给“富士康”一点关爱
主持人：当前的中国代工模式，尤其是OEM（贴牌生产）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困扰，代工企业发展前景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否认这种模式。
李 锦：在没有掌握品牌设计、市场份额、营销网络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技术，跟上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步伐，为中国人提供就业岗位。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问题而否定过去曾经取得的成绩。像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我们现在称为是旧的生产方式，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这一种生产方式，在过去30年里，为我们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解决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市场变革的动力；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大规模就业问题。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代工企业功不可没。
主持人：目前，代工企业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们也有很多难处。
李 锦：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即便是曾经的韩国三星与现在富士康这样的ODM巨无霸，也不敢真正与苹果、戴尔等品牌厂商叫板。他们也是忍辱负重，活得艰难。代工企业长期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品牌及技术开发能力，注定路途坎坷。在这种状况下，代工业转型的呼声变得更为响亮。
这样的现实下，增产不增收成为近几年中国代工企业最痛苦的生存方式。在家电、电子、轮胎、服装、家具、玩具、制鞋等几十个行业，企业主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大的订单，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无利也在“死扛”的严峻局势。
在制鞋业，据广东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有鞋类产品出口实绩的企业由2007年同期的5811家降到3924家，其中珠三角地区降幅竟高达48.1%，有2426家企业倒闭。至2009年初，约2000万农民工只能无工返乡，当时这种回乡潮影响了全国。
网 友：他们的内部竞争也很残酷。富士康和比亚迪，打得厉害哩。
李 锦：富士康、伟创力、仁宝、比亚迪等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之间，为生存而相互争夺订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换取微薄利润的巨额订单。为此，富士康和比亚迪之间还在2006年上演了一场“涉嫌窃取商业秘密”的官司，被比亚迪围追堵截抢订单的富士康将前者告上法庭。
有网友谈到，国际买家不关心中国劳工命运问题，这是事实。他们并不关心中国劳工是否在良好的、人性化的劳动环境中工作，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打造的商业规则是否能够把中国的企业牢牢地绑在代工链条上。他们只是在关心中国劳工的名义下剥削着中国的劳工，而中国代工企业在他们的压榨下正走着越来越窄的路。
主持人：我们应当给代工企业高度的同情，在这时候不能过于指责，为难他们。
李 锦：是的，在国企掌控绝大部分资源和非常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这些代工企业的出路非常艰难。我们不能因为富士康出了一些事，就穷追不舍，我们在弄清缘由后，要给他们以办法，给他们出路，政府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起码从就业角度讲，富士康解决80万农民工就业，这个功劳很大，国有大型企业还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告别国际代工为主的增长模式
主持人：富士康连续七年出口额在内地排名第一，解剖这个龙头企业很有意义。
李 锦：富士康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也是深圳模式的代表，其意义就更大了。伴随着佛山利达、东莞合俊。这些中国最知名的代工企业相继倒下， 富士康的苦痛或许不再让人惊奇，但富士康的困境再次揭示出中国所有代工企业面临的艰难抉择:要么将代工市场拱手相，让直至穷途末路，要么调整被动姿态，寻求突围
主持人：请你分析一下中国产业发展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路径？今后的路怎样走？
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国际代工的工业增长方式。这个路径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未来五到七年， 要想在中国结束以工业代工为主的工业增长方式不太现实。因为这种模式形成时间太长了，已基本定型。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己的品牌没有出来，还要走一段路程。
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就是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阶段。
所以在中国，目前国际代工为主的工业增长模式，是现实的存在。进入未来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时期，大概要10到15年时间，到2018年至2025年左右。
工业化过程不是孤立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相伴的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转型。现代服务业发展是依托城市、依托城镇完成的。农民工之所以痛苦，就因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他们居无定所，可以在深圳打工，但是他不是深圳市民，他始终有浮在水面上的感觉，这种“飘”的感觉是很烦燥，很痛苦，容易引起心理剧烈波动，这种剧烈波动一旦得不到正面疏导，容易出现负面要求。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可以窥见这种社会心理。
主持人：那么，珠三角、长三角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在苦苦挣扎的代工企业以及正在走出代工苦海的民营企业，有没有做的好的，从他们身上能否看到一种曙光。
李 锦：从长远来看，只有一条路，叫做两种能力、一种品牌，两个市场。代工企业可利用他们现有的专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眼光向内也向外，走品牌创新之路，进入国内和海外两个消费市场。只有走条路，别无选择。可口可乐前总裁道格拉斯曾说，如果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的厂房被一把大火烧光，只要可口可乐的品牌还在，一夜之间它会让所有的厂房在废墟上拔地而起。道格拉斯道出了企业发展品牌的源动力，而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
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乏经验。同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曾经也从加工做起，逐步做大并自创品牌、建立消费渠道的运动休闲品牌企业，如安踏、特步、匹克、鸿星尔克等，紧紧抓住中国消费市场，这些品牌在国内消费市场已形成了自己的阵地。浙江美特斯邦威一开始就绕过代工路径，通过“虚拟经营模式”成为时尚潮流服饰品牌。从代工起步的中国最大民营制鞋企业奥康一直实践着OEM和品牌经营的双路径。2003年，奥康通过代工升级成为意大利GEOX品牌的战略合作伙伴，奥康的品牌产品进入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在早年，奥康一直是VALLEVERDE的代工厂，后来奥康力主成为其中国区代理，将VALLEVERDE品牌与奥康自主品牌双剑合璧联合发展，最终取得VALLEVERDE的信任，进入“微笑曲线”的最高价值部分——品牌经营。这种合作模式不是单纯的代加工，也不是大吃小或小吃大，而是双方品牌、渠道、技术共享层面的战略合作。
主持人：对于中国这些走得早、转型较为成功的代工企业，值得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代工企业学习借鉴。在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品类市场，都可以创建和产生知名品牌和百年品牌。
李 锦：代工方式，是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兴盛期是30至40年时间，从长远看，光靠模仿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一个优秀的企业在未来中国发展中做贡献，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新的代工方式与老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因此从国家来讲，提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非常及时，非常急迫的。
“代工经济模式”与农民工的转变
主持人：现在出口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学术界就提出来应该加快结构调整，要有选择地吸收外资，主动控制出口规模。
李 锦：国家调整结购，便有这种含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产业格局调整，针对代工企业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上国内原材料成本上涨，这些都把代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导致代工企业大规模关门倒闭。这类情况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变得更为严峻:订单少了，成本却在上涨，代工企业倒闭的速度更快了。这个形势会越来越显得严重，对此不能怀有侥幸心理。
主持人：朝近处说，你认为，代工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 锦：很多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出路，具体说来，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消费结构的转变，未来的发展动力主要是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而不是依赖出口。第二个转变，供给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更多的靠技术创新，管理的创新，市场的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而不是更多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第三个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进入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阶段。
主持人：对待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有什么要说的？
李 锦：新的农民工除了希望能得到更多社会的尊重，能得到更好的社会公平的对待，还要应该有更好的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自己素质要强起来，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跳楼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要靠自己的打拼改变命运，要改变命运，就要有技术与能力，还要有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心理素质。不然的话，新农民工如果没有更好的培训，更好的教育，更好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就会成为大规模“结构型失业”的牺牲品。
对待这些年轻人的就业，我们社会要转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包括我们代工的工厂作业制度要转变，这些要成为新经济、新作业和新人培养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恐怕下一步也很难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主持人：当前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面临巨大压力，尽管转型异常艰难。我们相信有生命力的代工企业会走出新天地。
李 锦：目前，我们的口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整体转型。中国如何能借助金融危机之时，下大力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发展的速度，但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质量。我们也相信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代工经济加快发展的转变，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景，中国代工企业的工人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代工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今天我只是与大家分享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观点有失偏颇之处，提出来与大家讨论。还请大家批评指正。今天《中国名网》的网友给我提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一一回答，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同广大网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我的邮箱是lj6665@sina.com 欢迎大家来函交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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