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评委眼中的公安文学
“茅盾文学奖”评委眼中的公安文学
来源：《现代世界警察》2012年02期 作者：特约记者 蓝茹
对话嘉宾：
彭学明，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掖平，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山东
周大新，著名军旅作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彭学明：“我期待我们的文学，包括公安题材的文学都能够给人感动，给人力量，给人启迪和享受。”
记者：在您看来，公安文学的提法是否准确？如何界定它的内涵？有人说，称“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恰当一些，您怎么看待？
彭学明：我认为“公安文学”的提法更确切些。因为这种提法涵盖面广，既包括公安作者和其他作者关于公安题材的文学，又包括公安作者写的其它题材的文学。公安文学不应该只是指公安题材的文学，还应该包括公安作者写的其他题材的文学。公安题材的文学和公安作者创作的文学，才是公安文学的全部。如果一个公安作者写的不是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公安文学。如果一个公安作者写的其它题材的作品得了中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奖，我们能说这不是公安文学的成就吗？所以，我以为公安文学的提法比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提法更准确。
记者：您曾说，目前文学创作虽然很繁荣，但缺乏“高峰”作品，普遍存在着人物形象不饱满，人物性格和命运差别小、复制多，没有独特的生命经历和体验等问题，公安题材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
彭学明：在我看来，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情节的曲折性或戏剧的冲突性，它使作品往往比其它题材的小说引人入胜，好读好看。这种优势得益于公安生活的丰富多面性、变幻莫测性，甚至是危险刺激性，它自然而然带来了公安题材文学作品情节和故事的张力与魅力。比如海岩的公安系列《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等。
但公安题材的文学，也存在着主题内容复制、故事情节复制、人物命运复制的现象：离奇的案发——生死较量的破案——正义压倒邪恶的结局，是公安题材文学故事情节及内容的惯用模式。而好作品与差作品的区别就在于，好作品让你在作品中看到你和你所见所闻的生活与世界时，还让你看到你所不熟悉不了解或者是被忽略了的生活与世界，也就是说，好作品在善于表达生活与世界的共性时，还能表达生活与世界的差异性。而差作品，只会表达共性。我觉得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就是一部从内容到人物都表达出了差异性的优秀公安题材文学作品。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安题材文学作品虽善于故事情节的框架设置，却不工于艺术品质的细致描摹，多为粗放式写作。一是不讲究语言的美感与魅力，既不质朴，也不诗意，很干瘪、粗糙，没有灵性。二是不注重外部场景和环境的描写，不把外部环境和场景的生动刻画作为烘托事件和人物的重要因素和艺术原料。三是不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性格刻画，现在的文学虽然摈弃了早期人物“英雄‘高、大、全’”，“坏人‘假、丑、恶’”的脸谱化描写，却误入了另一种表面化和平面化，即现在的人物没有个性，或个性不鲜明，好像个个都不会想心事，不会有心理活动，似乎人人都有情有义，个个都迫不得已，使得人物形象模糊单薄，无法给人留深刻的印象。
其实，所有艺术作品，都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其外部场景也好，人物命运也好，都应该从细处入手，精雕细琢，其细处表情越刻画细致越生动传神。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作品都只是一节光秃秃的圆木，没有枝叶和花朵，这无疑会让美打折扣的。
记者：“文学要传达一种感动，一种精神力量，让人得到真善美的享受。”这是您所倡导的，公安文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您对公安文学的期待是什么？
彭学明：是的，这是我所倡导的。但只是文学立场的一部分。传达感动、传输力量、传播真善美，这是文学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和艺术情怀，也是文学的一种力量，即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力量。如果这点都做不到，文学就失去了其社会功能。
我对文学的另一种期待就是，文学还应该有一种锐气和铁骨，即文学要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担当责任，敢于为社会和时代激浊扬清。简言之，就是要为社会和人类传达感动、传输力量、传播真善美。如果文学既对时代的幸福视而不见，也对时代的病痛充耳不闻，那文学的力量和意义都不存在了。我期待我们的文学，包括公安题材的文学都能够给人感动，给人力量，给人启迪和享受。至于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我前面的回答中已多多少少给出了一点答案。
李掖平：“对于公安文学来说，如何使描写进入真正的文学层面，是我们寄希望于广大公安文学创作者的。”
记者：文学一定要有悲悯情怀，要体现出人文关怀，完成“上承人类文明，下启人类不断提升”的使命。您觉得公安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情怀，完成好这种使命？
李掖平：其实有些人对我们的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有一种误读。他们没仔细阅读，就错误地认为：公安题材文学作品都是冷冰冰的，只知道依法办事，只认法律不讲人情，其实优秀公安题材的文学塑造了很多有情有义有仁有爱的公安干警形象。那些形象在执法时，他们是丝毫不讲人情的，绝对严格遵循原则的，但是在人情事理上，他们又往往是有悯情怀的，对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流露出的悔改之意，都给予了人情和人性的理解与关爱。
优秀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解剖犯罪案例时，并不是为了要把犯罪案件历历在目地再现出来，而主要是想达到对人性的探究，即为什么在紧要关头，他会走上邪恶、走上坠落的那种深层原因的探究。这样写出来的罪犯分子，就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生下来就只知道杀人犯罪的坏蛋，而是一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是一念之差，或是因为外在环境如物质条件、金钱权利等等的某些诱惑，在一念之间，他的人性的邪恶被激活了，但往往是在犯罪后又非常的后悔。对于他们犯罪的后果，是必须要依法给予严惩的，但对他们知罪悔罪的心情，还是要给予人情的、人性的理解，这样就不是就犯罪案例写案例，而是解剖了他们的悔过之意，也就是对那些罪悔知罪的心情，给予人性的理解和关爱，也即对犯罪心理进行解读，这样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警醒和提醒，那就是前车之鉴，一定不要也悔于一念之差，避免走上邪恶和弯路。这样，才能让罪犯心理的东西和犯罪案例的解剖，有助于人性有效规避假丑恶，有意向真善美孳生。只有这样，文学尤其是公安题材的文学才能完成传递人类文明的薪火，把文学推向为人生服务，为人性服务的平台上。
记者：“纯文学写作，要为一个民族立言立行，要有责任感。”这是您一贯倡导的文学主张，公安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这一主旨？
李掖平：我觉得，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更多是从法制法则、普法教育的维度上，为民族立言立行的。
譬如说，通过解剖人性的罪恶和阴暗，敦促大家警醒；在批判和解剖有损于国家利益的重大刑事犯罪或是经济犯罪的同时，自觉地告诉人们：国家利益是不能受到损害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国家利益至上的情怀。这方面，它就比其他题材的文学门类如工业门类，农业门类，更加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更加强调保一方平安的职责和使命意识。像我看过的《大雪无痕》、《西部警察》、《永不瞑目》等公安题材的电视剧，那些大仁大德大爱大恨的公安民警形象，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替法律立言，替国家利益立言，替民族利益立言。他们的立言立行方式，主要体现在捍卫国家的尊严、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民众的平安这个层面上。
周大新：“公安领域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有待今后更好地挖掘。一定会有公安文学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我相信并期待着。”
记者：您说过：“纯文学担负着提高民族境界的使命，畅销书则主要是满足大家文化消费的。”公安题材文学如何在纯文学创作和畅销书写作的结合中，走出自己的路子？
周大新：公安题材的文学创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十分容易写作悬疑、侦破类的文字，具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但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则需要突破行业的限制，上升到对人性、人生的思考和挖掘，让人能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要善于从公安人物身上找到人性的光辉，一种其他行业都能学习、借鉴的精神或品质等。
记者：公安和军队同是纪律部队，但像军队那样有分量和影响力的作品好像不是太多，原因何在？突围的方向和路径又是什么？
周大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军队从战争年代起就有一支创作队伍，而长期以来，公安文化创作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二是从创作实践来看，要把一种生活写好，需要一个相应的过程，尤其是文学创作，更不可能是短期内就立竿见影出成果的事，必须要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儿。当然制度层面的设计、支持和倾斜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和评委，您对公安文学创作者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希望？
周大新：公安领域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有待今后更好地挖掘。一定会有公安文学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我相信并期待着。希望公安作家们在抓住一个题材后，不要太急于动笔，而是要好好思考一下，把人物的命运走向、人物身上人性的东西、文本的结构、叙述的风格、语言的运用等想透，这样才有可能成竹在胸，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来。
附：此文曾以《茅盾文学奖评委眼中的公安文学：这里是一片待挖掘的“富矿”》刊发于《人民公安报》
另外，初稿时写了一点采写后记，现一并附在文后，以兹纪念：衷心感谢几位“茅奖”评委在百忙中接受采访，为我们公安文学把脉、释惑和鼓劲！彭学明主任是21日5点半回复的邮件，近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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