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年轻人没给我压力
柳传志 1944年生。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84年中国科学院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柳传志是公司创办人之一。2009年重出江湖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更让中国IT界这一标志性人物成为传奇。
倾力将联想打造成为一个赚钱的伟大的企业,然后我们去回报社会、做更大贡献。比尔·盖茨不也是先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之后再成为伟大的慈善家吗。还希望我们的政府能更多让利于民,想尽办法让工薪阶层、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
我们会倍加珍惜现在
新京报:联想的创办,仍然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当然其间也有些曲折故事,如果回到当年,你会注意哪些事情?
柳传志:我在1988年带了30万港币到香港去办香港联想,于是我就要对北京、香港两边的公司负责,这不仅管理难度大、风险大。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去香港发展,联想今天会是什么样?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最终联想于1994年在香港上市了。在联想发展过程中,这件事意义重大,值得我自己反复思考。
新京报:你经历过战乱、“文革”,当过知青,这些动荡岁月有哪些事情对你触动比较深?
柳传志:我是1944年出生的,日本人那时候基本上被打败了。但是我父亲对那些事有深刻印象,他给我讲过在火车上被逼给日本人鞠躬所感受的那种屈辱。现在看电影《南京!南京!》确实是历史真实的记载。
“文革”的时候我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科研人员没心思干活。打倒完“四人帮”以后,大家都希望多做点儿工作,忙着看资料搞科研,人人都有了工作和学习激情。
新京报:你觉得你那个年代的创业者,比如张瑞敏、鲁冠球等,身上有哪些共性的东西?
柳传志:与我同年代的企业家,都经历过中国那些屈辱和动荡的年代,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也会倍加珍惜现在。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40岁是人生的分水岭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是幸福?现在觉得自己幸福吗?
柳传志:拿我自己来说,人生可以很鲜明地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创办企业以前是一个阶段,包括大学和毕业以后的工作,应该说是不幸福的;1984年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了。
新京报:为什么创办企业之前是不幸福的?
柳传志:在我40岁之前,国家没有好好发展经济,也还很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时候我感到很痛苦。
新京报:转机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柳传志: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了关于科学院科技改革的做法,就是把科学院的研究所分成两类,一类做基础性研究,主要是研究物理、数学等;另一类做应用型研究,比如说做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等。他希望做应用型研究的研究所能够把成果推到市场上去。怎么推呢?可能要通过办企业来推。他只是一个设想而已,当时几乎没有人敢做。当时研究人员拿着工资,如果他们离开了研究所,生活就要自己考虑了,所以没有人敢去做,我当时却很想试试。
新京报:为什么想去试试?科学院里的工作不是更稳定吗?
柳传志:那一年我已经40岁了,很想去尝试这件事情。一方面希望体现和证明自身的价值,看看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事,到底有多大本事;另一方面,我看到太多的科研成果都变成论文束之高阁,没有发挥更大的价值,我希望通过办企业,去尝试“高科技产业化”。于是,我跟其他十个同事走出研究所创办了联想。我们11个人,有五六个是工人,只有三四个是技术人员。
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人生之中的一条新的道路,跟国外的企业学习办企业,把高技术成果变成产品;跟国外企业竞争,研究企业管理的经验,一直到为我自己和我的同伴争取到股份……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人生特别有意义。
新京报:这个时候才感觉到幸福?
柳传志:是的。我和同事不断给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像并购IBM PC,也只是中间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已,公司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还把我自己的公司交给年轻同事去做,自己又进入到投资领域,做得也非常好,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让年轻人来办公司
新京报:现在联想已算得上非常成功了,你对自己还有怎样的期待?
柳传志:我现在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希望把联想控股,也就是联想集团的母公司办成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且有一个要求,就是由年轻人来办。我希望联想控股能够投资成立若干个独立的、有规模的子公司,完全由年轻人来管理。我希望有理想、有才能的年轻人能够在企业实践中被发现、被培养,到重要岗位上施展才能。
新京报:如果更多年轻人独当一面了,不会给你带来危机感吗?
柳传志:培养年轻人一直是我特别重视的工作,现在公司有很多年轻人都具备了很强的能力,联想不仅有杨元庆、郭为、陈国栋、赵令欢,还有吴亦兵和更多的人,他们在公司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在事业做大的同时,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没有给我压力,反而让我觉得非常愉快。
要做个正直的人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怎样性格特征的人?
柳传志:我觉得自己最为重要的是有一个高立意的人。在创办企业以及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我曾经经历了很多困难,之所以能挺过来,跟自己有很高的立意是有关系的,要拼命把联想做好,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另外就是有坚强的意志品质。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上学的时候看的一些文学作品,像《保尔柯察金》、《牛虻》,对我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新京报:除了文学作品,你的父辈呢?对于你的人生成长以及事业的发展有过指导吗?
柳传志: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父亲一生做人正直、公私分明,而且不断地教导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17岁的时候,本来已经确定了去当飞行员的,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最终被通知没有能够录取,这就马上面临高考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对我说:“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一直指导着我做人的态度。
新京报:最后还想问问你,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切,你觉得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又为你做过什么?
柳传志:过去中国科技跟经济是完全分开的,我们首先响应了中科院的号召,出来办了公司,率先实现了高科技产业化,这应该算是我对国家的一个贡献吧。另一方面,时代在进步、国家也在向前快速发展,我和联想赶上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联想人的大运气。
与我同年代的企业家,都经历过中国那些屈辱和动荡的年代,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也会倍加珍惜现在。———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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