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女作家流淌着男人豪气

       查建英在生女儿的头一天晚上还在看网球赛。“我完全热爱大球力度的美。跟我个人有关系，个子高、北方人。”

       电话那头正是纽约时间的子夜。近三个小时的访谈，査建英的讲述从细碎到达流畅。我仿佛看到她穿着服帖柔软的家居套裙，不自觉地陷入寓所的大沙发温柔腾出的空间。对话中提及前不久法网夺冠的李娜，电话传来她突然半立身子掀起的气流声。她喜欢娜姐这个“湖北蛮子”，包括在赛后致辞中的心直口快，包括在赛场呵斥老公的大发雷霆。

       査建英的母亲是湖北人。“湖北蛮子在我血液里头。包括和朋友相处，甚至在录《锵锵三人行》的时候，说到不高兴就会突然大发雷霆。”父亲査汝强来自江苏，常年研究哲学，自是吴侬软语、谨慎悉微。

       “父亲不像中国传统的家长，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是开放、平等、民主的关系。”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子，査建英和父亲有如老友的亲近和默契。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大人小孩，在饭桌上讨论的问题是“宇宙到底是有边的还是没边”。

       査小姑娘的文革记忆

       60年代，文革爆发，上幼儿园大班的査小姑娘还不懂什么是宇宙。査家爸爸每天从社科院下班回来，一定给她带本书，小人书连环画什么的一件不落。“家里只要是书架上的书，我都可以看。”査建英的童年书单偏于古典，《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志》，到了11岁初看《红楼梦》，也没有哪个大人拦着不让。

       但査建英一直懊恼，读书的童子功没练好。60年代一辈的小学和中学，课业荒芜、书资匮乏。在“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童年”，査建英曾翻遍家中潮湿霉暗的角落，像饥渴觅食的猫咪，寻找未被红卫兵抄走的只言片语。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6岁，记得连幼儿园阿姨都带着我们小的，抬着浆糊去刷大字报。”査建英亲历的文革十年，不自觉竟生出一种解放感，“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获得一种自由。”

         疯狂和自由、脱序与解放，如刀之双刃，过犹不及。“从理性上，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反感文革式的思维，所谓的大字报、口号式语言，以及非黑既白、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但是反感可能也变成了一种情结在纠缠你。”

         反观这十年，査建英体会到一种解释的复杂性--无法百分之百认定文革是负面的。査建英认为，在做了限定词之后，文革对某些纯朴的个人而言是呼吁平等的契机，让他们把对尊卑秩序的不满释放出来。“如果把某些合理的情绪一概抹掉，自己则不自觉的陷入到非黑既白的思维模式里边。那这恰恰是总结文革遗产的时候一定避免的。”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査建英17岁，刚下乡不到一年。与离开学校近10年的老三届相比，她暗自庆幸，“重新复习比较顺，最后如愿考入北大中文系，就像猛然有一天梦想成真，好魔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