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舟：为中国传播学把脉针灸
- 作者：王永亮 徐蕾 来源：中国名网 发布时间：2009-09-22
个人简介：
1954年5月出生，1978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英语采编专业硕士学位；1982至1986年任职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记者与编辑；1991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1991年任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助理教授，1996任副教授，1997年获终身职；1994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访问讲师；1997年至今任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副教授。主要出版的研究书籍有与陈怀林合著的《中国传媒新论》、《大众传媒与天安门广场》，与祝建华合著的《美国之音与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书籍中发表过数十篇论文。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传播、传播效应、色情物品影响以及新媒体扩散、效应和政策法规。
何舟是北广的杰出校友，每逢新学年，上到院长，下至学兄，常常赞誉他的学术成就。他在中西传播学之间“优游涵泳”，练就了自己的心性，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但你必须选定一个你最擅长的方面来用足你的力气；当一件事做过之后，不是问“你是否取得了很大成功”，而是问“你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凭借校友的名分，感谢网络的福祉，我们向他请教了不少问题，祈冀对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有所裨益。
大陆传播学研究发展目前最大的不足恐怕是人才的匮乏
王永亮：从您的简介中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前您在中国大陆学习研究新闻学，在新华社从事新闻实践。从90年代您在美国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香港讲授传播学。由于您参与、关注两岸三地的传播学教育事业，您能用比较的眼光，谈谈中国大陆、美国、港台的传播学研究吗？
何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恐怕写一本书也很难将之说清楚。1993年众多大中华圈的传播学者在台湾开会，其中有些与会者就此专门进行过论述。譬如香港中文大学的苏钥机博士就两岸三地的传播学研究进行过比较。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研究教学人员以及发表机制等几方面来进行一下简略的比较。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深受西方自然科学实证研究的影响，注重经验和数据以及基于数据的假设检定和理论发展。港台因其与西方文化和学术的长期接触和追随，也基本上是因循同一研究传统。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建立了一套初具形态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成为一个有自己特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美国的传播学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也从法学、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研究等人文科学继承和重新发现了灵感、思路和认识论。虽然许多传播学者还不敢自称传播学已经成为一个与其他传统社会科学学科同样成熟的学科，但传播学无疑已成了现代美国交叉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而且随着现代传媒深远的影响以及传播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传播学更成为一门非常流行的学科。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刚刚起步，虽然也受到美国传播学的影响并且也与其他重新开展的传统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借鉴和交融，但其基础是一个以思辨和解析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个传统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杰出的思想家和思想体系，如孔子及儒学。遗憾的是，孔孟之后，再无大家。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及孔孟思想对维护等级社会体制的作用，孔孟之道被尊为国学，从一种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升到不可被质疑的“神教”地位，使中国人从理论和思想上认识社会的追求定格在两千余年前。其后的社会和人文学术活动，主要是对孔孟之道或后来引入的西方如佛学、马克思主义、乃至自由主义和后现代等思潮进行诠注和解释的工作。中国近现代学富斗车的巨匠，如钱钟书等，穷毕生精力，所进行不过是“注经学”，绝少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这种历史上的思辨传统和后来衍生出来的“诠释方法论”，无疑对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初期阶段。
从研究教学人员方面看，这几个地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人才的荟萃地，大学有三千所以上，传播学教研人员有数千人，因此人才济济。长期以来，美国大学对绝大部分教研人员要求既有博士学位也有实务经验，只有极少数的资深传播工作者例外。美国的博士训练也不同与欧洲的博士训练，要求博士修读大量的课程，而不是仅仅跟着导师写一篇博士论文。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大众传播学博士需要修读九十个学分，而博士论文只占其中十二个学分。如此培养出来的博士，知识面广及在研究方法方面有充足的训练，比较适合教授和开发各种不同的课程以及在研究上能涉及多个领域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虽然很多美国的学者受到“终身制”及升职短周期的制约，经常在从事“钻牛角尖”的研究工作，但就研究人才的数量和普遍水平而言，世界上少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出其右。台湾的传播学教研人员平均水平及所受的训练都相当好，有近二百位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是世界上除了韩国以外最多美国博士的地区。香港专门从事传播教研的大学学者大概有四十余位，此外还有一些在树仁和珠海书院工作的教员。这些教员来自世界各地，从训练到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不同。相当一部分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美国从事过教研工作。香港本身培养的传播学博士比较少。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本土人口少，愿意花很长时间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相当少；二是香港的大学对来自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博士生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相当一部分使用了这些名额的海外博士和准博士经常“跳槽”到美国的大学去完成博士学位。中国大陆的教研人员由新老组合。老一辈的教研人员因为中国过去很少培养博士，所以教授中有博士学位者甚少。新一代的教研人员中很多人都有了大陆自己的博士学位或者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与台湾和香港的国际化不同，大陆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较少，聘用的外籍教员更是寥寥无几。
在发表机制上，这几个地方的差异也非常大。美国普遍采用同行匿名评审的发表机制，即文章或相当一部分书籍必须经过三个以上所涉及之研究领域的专家评审通过后才能发表。在计算研究成果时，美国的大学一般只承认经匿名评审发表的作品。由于在传播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加之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研究人员，美国的传播学学术期刊是世界上最多并且最权威的。其他许多国家的专家都把自己认为好的研究成果投到美国的期刊或出版机构去发表。台湾的发表机制与美国的近似。由于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才和一定规模的学术社区，台湾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以中文为主的发表机制。岛内的学者绝大部分除偶尔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外，一般都在本土的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香港的学者由于社区很小，没有自己的刊物，再加上各大学一般只承认以英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以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在美国或欧洲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大陆的发表机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采取专家匿名评审的方式，只是在近年来逐渐开始实行这种方式。由于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和学术社区，大陆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以中文在本土发表，绝少在国际刊物上以英文或其他文字发表。
徐蕾：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尚处在引进、介绍和消化西方传播学的阶段，请您谈谈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发展有哪些不足？应该学习海外的哪些优点？
何舟：如果抛开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谈，大陆传播学研究发展目前最大的不足恐怕是人才的匮乏。大陆没法向香港那样全世界招聘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也不能像台湾那样把绝大部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吸引回来。大陆的留学潮盛行凡二十余年，但在国外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回国服务者寥寥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我们这些滞留在海外者（尽管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毕竟还是海外）也感到惭愧和于心不安。由于传播学在大陆是新兴学科，以前的传承较少，惟有依靠转行和新近自己培养的人才。而传播媒体和传播学研究的急速发展又需要大量的人才，从而使得人才匮乏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满足人才方面的需要，大陆的一些大学急速扩大招收研究生。在某些大学，一名导师竟然要带十多名博士研究生。这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在质量上恐怕就要屈就。
由于历史短，人才匮乏，大陆的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系统训练不足的情况。尤其表现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客观地说，西方传播学的许多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来说既陌生且应用的机会又较少，不容易理解、掌握和发展。由于中国的思辨传统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在系统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定性分析的方法上，无论是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使用都比较弱。这两方面的不足造成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很难与国际接轨的现象。最近几年不时与中国大陆的学者在一些国际会议（主要是在港台举行的会议）上接触。他们的有些论文确实很有见地，做得也很认真和仔细，但与西方学者甚至台湾和香港具有国际背景的学者同台发表，总觉得各说各话，在完全不同的话语空间里讨论问题。这不是因为研究题目的不同，而主要是因为文献、理论和方法的差异。
大陆要向海外学习的地方很多。大陆各大主要院校的大部分主要教员都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察和进修过。他们的体会恐怕比我更深。简单说来，大陆的传播学术界应该借鉴以下几点。一、将研究作为大学教员的一项主要工作而进行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规范，并且在时间上、资源上和评审工作中给予支持和体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和快速地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二、在研究方法上吸取海外学界的经验，使所有研究者无论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上都有比较全面的训练和操作经验。虽然研究方法与理论同样有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烙印，但与理论相比，方法毕竟更为中性一些，应用的范围和人群也更大。不可否认，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很多时候使研究过于微观化，但其始终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只有在掌握它以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批判和批判性地使用，也才能在国际上进行广泛和有意义的交流。三、在发表机制上，中国大陆应该像海外的许多地区一样广泛和普遍地建立专家匿名评审的机制，使得发表的过程专业化，发表的作品质量有一定的保证，年青和无名气的学者也有机会在权威刊物上公平地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大学教员的待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相信随着中国一枝独秀的快速经济发展，大陆教研人员的待遇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对海外的学者会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如果有条件，应该多吸纳海外人才，以扩充自己的研究队伍，同时使之更为国际化。
质疑精神是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固有的特点
王永亮：从您的履历看，您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和学贯中西的全球眼光决定了您了解中国国情，善于用比较的视角确立学理思考，所以别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再从您的学术专长看，您致力于研究国际传播、传播效应、色情物品影响以及新媒体扩散、效应和政策法规，理论性和现实意义交相融合。但凡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都把思若泉涌，灵感不断视为一种很高的境界来追求，在持续保持自己的探索和质疑精神，以及科研热情方面，您有自己的诀窍吗？
何舟：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所谓“思若泉涌、灵感不断”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对研究课题选择的灵感。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选择极为重要，往往决定研究成果的价值、研究者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在美国读博士时，经常苦于找不到自己有兴趣并且有新意和价值的研究课题，也经常对教授们在研究课题上的“思若泉涌”倾慕不已。记得有一次与当时我的教授之一维佛尔博士（David Weaver，印第安纳大学讲座教授，议题设置理论的第二代领袖人物）谈话，听他说到自己手中有做不完的研究课题，只是没有时间做，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后，才发现在传播学领域确实有做不完的研究课题。传播学始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没有穷尽人类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活动中的各种规律和变异。广义上的传播包括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上至宏观上可以在全球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上研究，亦可在社会层面上研究，下至个人层面的心理、感知、行为、情感方面的研究，而人类的传播活动又因为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和传播渠道而充满变化和多样性。因此，传播学研究的课题几乎是无穷尽的，关键是找到有意义的切入点。对初开始研究者来说，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在自己硕士或博士论文（通常有导师指点）的基础上开始研究。一旦开始，就会出现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另外一个方法是在中国的环境里测试或验证经典的理论或研究。再一个方法是与海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集思广益，可得到新的灵感。
其次是理论方面的灵感。好的研究不光有理论的指引和关怀，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理论上引起新的思考和有所贡献。当然，经过西方几代学者近百年的研究，一些显而易见的规律已经被发现和总结出来，产生了现存的数十种理论。然而在过去二十余年，西方传播学界鲜有具创新意义的理论出现，大家都仿佛到了一个瓶颈，需要进行更艰苦的努力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上更有创意的思考，才能有所突破。对后来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困境。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以外的传播学者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机会，因为新传播理论的建立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视角，甚至新的传播现实。中国非西方化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国相对特殊的传统文化加社会主义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传播现实，也许会产生一些独特并且有意义的理论。比如，西方的媒体效应理论多强调与媒体内容（或形式）同方向的效应，甚少研究与媒体内容（或形式）相反方向的效应，如宣传的反效果等，而在中国的传播现实中，这种反效果比比皆是。在说服理论的框架下，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对此进行研究，说不定能够在传播效应理论上有所建树。简言之，理论上的灵感最主要来自对各种理论和文献的熟悉和具批判性的思考。
再次是研究方法方面的灵感。虽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就是那几种而且对任何研究者都一样，但何时使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进行研究数据的测量和采集，确实可以体现出灵感和不同。例如以研究色情物品对受众影响和受众心理而著名的Zillman教授，在测量受试者对强奸受害者的同情程度时，用了一个非常有创意并且有相当效度和信度的问题：对一个证据确凿的强奸犯判刑多少年。综合其他诸如对妇女运动的态度以及对性伙伴的态度，Zillman教授提出色情物品可以产生“老茧化”（麻木）的理论。研究方法方面的灵感主要来自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熟悉、思考和运用。
至于我自己在探索和质疑精神方面，窃以为与所有在西方的学者大致都一样。在西方，没有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是尽善尽美的，也没有人认为谁是终极权威。所以大家都对已经研究过或尚未研究过的问题有兴趣并执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尤其是研究生的眼中，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似乎站在一个高高的殿堂内，可望而不可及。但对于在西方学府长期工作并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人来说，那些学术权威可能就是隔壁办公室的同事，或者同台发表论文的另一位讲者。大家对研究工作做得好的同行的智慧、努力和创意会敬佩，但少有人将他们视作终极权威。这种质疑精神是在西方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读学者们的著述时，都被要求采取批判的态度和提出批评意见。而所有人的研究论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的论文，其中一个重要并且必需的部分都是文献评述。在这一部分中，研究者，无论其资历如何，都要讨论前人所做之研究的得失与优劣。在同行匿名评审的过程中，所谓“大家”的研究报告也许会落入初出茅庐的助理教授之手，而且还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被拒绝发表。因此，质疑精神是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固有的特点，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小。毕竟，学者和科学家们自己认为以及公众也期望成为社会的良知，从理想的高度并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与理想相差甚远的现实。这对于有着长期“注经学”传统和经常将学术观点当作宗教信条的一些社会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西方，这就是现实。
徐蕾：敢于争论，推陈出新，甚至标新立异，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必需做法，也是学术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您认为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必需的吗？您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讲自己的话？
何舟：做研究者，谁愿因循守旧，拾人牙慧？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讲自己的话，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理解这个问题有三层含义。其一大概是关于在政治敏感问题上是否能讲自己的话。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十余年又在香港这个准自由社会六年，发表的主要研究著作大都是英文，且都在美欧出版的期刊和书籍中。在这个话语空间，对任何社会（包括美国）和传播模式和行为，上至意识形态下至受众效应，都可持批判的态度，只要态度客观，数据（资料）准确，言之成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自己的感觉是只有想不到的话，没有不敢说的话。当然，在香港工作后，对有些政治敏感的话题多少还是有寒蝉效应。其二大概是对于学术权威带批判性的话。如前所说，权威也是同行，学术讨论不分高低贵贱，也不含对个人人格的评判，因此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其三大概是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敢于提出有争议性的观点和有新意的想法。这在自己所处的学术话语空间里不是问题。而本人穷其所能，也提出过一两个大致算是有新意的观点，如中国“党营舆论公司论”和“两种话语空间矛盾论”等。
我们这些挣扎在求生活动中的人又何不多在苦中求乐呢
王永亮：传播学研究起源于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魔弹论”的提出到70年代初期“议程设置与沉默螺旋”理论的相继问世，美国传播学偏重于研究大众传播对于个人的、短期的和直接的效果。经过20多年的引进、发展，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科正在走向成熟，因为它很年轻，所以相对少了历史的桎梏和陈规的束缚。面对极其丰富、多变的传播实践，学科理论成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您觉得还存在哪些问题？
何舟：毋庸置疑，传播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年轻的学科，但它是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并相对少了历史的桎梏和陈规，这一点却可以商榷。首先，传播学在西方已经步入中年，而且如前所说，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似乎是步入了危机中的中年。一个中年的“洋汉”进入中国怎么也难以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
其次，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传播学也受到许多历史和现实的桎梏。在很多方面，传播学实际上较之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受到的桎梏更多。大众传播学中的几种主要的学术流派，如批判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以及结构功能学派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就有相当大的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学派，关注的是传媒潜移默化强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认为这种强化使不合理的制度合理化，对被统治者造成极大的不公并且产生强烈的异化作用。政治经济学派也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对传媒组织结构、内容和运作方式的影响，认为传媒存在于一个极复杂的政治经济空间并与自身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传媒研究必须以一种整体和历史的观点来进行，必须将企业赢利的冲动与公众干预之间的平衡作为重点，必须回答社会公正、平等和公共财产等道义问题。而结构功能学派的大前提是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机构而运作，担负独特并与其他诸如政府、宗教、学校等社会机构同样重要的社会功能。真的很难想象大陆的学者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中如何能有效地运用和发展这些主要学派的理论。而如果将这些主要学派的理论和立场摒弃在外，则所剩下的就是有限的微观理论。即便是在微观理论中，许多在应用起来也有困难。比如在西方很有影响且经常为大陆学者所提及的“议程设置”理论，其前提是媒体处于一个自由多元的资讯社会，受众有选择资讯的自由而且不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机构强加议程。试想在中国大陆做一项议程设置的研究，发现受众认为大陆目前最重大的问题是“非典”肆虐、“三个代表”理论的学习和下岗职工的生计，媒体对前两项有大量报道，而对最后一项报道甚少。此中出现的受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相关关系到底是证明媒体的议程设置效应还是反映党和政府有组织地设置议程的效应？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再次，广义传播学包括新闻学，而在这方面，大陆有着大量的历史积淀。从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和报纸的论述，毛泽东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记者的谈话，到现在依然是主要理论的“喉舌论”，大陆早已建立了一个官方的理论体系。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理论如何与这个体系互动，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肯定是会在现有基础上发展的。随着传媒的高速发展，传播活动的愈来愈广泛，以及传播学研究人员的增加，大陆的传播学无论在社区的规模和教学科研的质量上都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然而，从零到一这种百分之百的增长并不等于可以成长到一百这个绝对值。
徐蕾：从您的年龄看，您出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学在开放初期，凡事讲究计划经济。等您来到美国，一切从头开始，不仅适应了环境，而且在学界开创了新天地，那么您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在巨大的压力下面，您自己的“减压”方式是什么呢？
何舟：1986年到美国博士时，压力虽然不小，但因为英文基础比较好，有新华社成日写英文特稿四年多的底子，所以未觉透不过气来。倒是在写博士论文阶段颇感生不如死。1991年3月开始求职，先有一所大学的聘请，并不满意。其后又有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聘请，但要求在8月完成论文及答辩，而我的论文却还在数据分析阶段。只好日夜兼程，数着分钟睡觉。当时的减压方式是钓鱼。美国的傻鱼真好钓，恨不得用烟蒂作鱼饵都能钓上来。有时半夜雷鸣电闪，论文卡壳，开车到湖边，穿上雨衣，上条假鱼饵，往那漆黑的夜空没命地甩去。鱼儿上钩的那一刻，只觉世上只剩下我、鱼，还有倾盆大雨…… 论文草就，答辩也通过；论文其后竟然还入围美国当年传播学最佳博士论文前四名。傻鱼儿似乎还真有所贡献。
王永亮：您1994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访问讲师；1997年至今任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副教授，从美国到香港应该说是人生、学术的转折点，凭借您的治学经历，在香港讲授传播学是不是如鱼得水呢？。
何舟：恰恰相反，在学术生涯中，感觉压力最大的是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按说香港的大学待遇高，教课数量也相对少，应该觉得轻松一些才是。然而，那种几近独裁的管理方式，各种黑箱操作，英国加中国官僚制度集大成后所形成的繁文缛节，长官意志任意性所造成的无章法和不确定性，以及承担一些基层教学管理工作所带来的各种繁复任务，使人觉得完全无安全感及无所适从。每当工作和生活有压力时，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得找到自我放松的方法和形式。经常在考虑人生意义的时候想起“游戏”理论（Play Theory）。人类进入了饱暖知淫乐的时代，游戏似乎已经成了人类的主要活动。从姚明到乔丹，从成龙到斯匹博格，这些当代偶像们所做的不过是给人们提供小小娱乐的游戏。甚至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弃商从官，布什没有任何理由硬打伊拉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这些“超级人物”的超级游戏而已。既然求生和求乐是人类这种灵长动物的两大本性，我们这些挣扎在求生活动中的人又何不多在苦中求乐呢？
王永亮：时至今日，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固然已几乎没有人会同意闭关自守，也几乎没有人会主张生搬硬套。但事实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在传播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您认为中国的传媒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何舟：全球化最关键的特征为三点：一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全球普遍采用的模式，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跨国公司将其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形成资本无国界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全球的楷模；三是在全球化既是国际化同时亦是本土化的交互作用过程，即本土的东西（现今主要是西方的东西）国际化，国际的东西本土化。
在传媒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媒业在行业层面需要做的准备并不太多。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使中国的传媒业在资金、人才、技术手段和管理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资讯与娱乐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相当丰富。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娱乐资讯和产品方面，因其文化的接近性和过去若干年所建立的文化艺术品种及明星，中国的传媒与国际传媒可以一争短长。中国传媒最大的弱点是在时事资讯的提供和对权力的监督作用方面。在近期内，这个弱点尚难于克服。不过，在国家的各种保护政策下，这一弱点引致之竞争力弱的问题还不至于致命。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的传媒业在即将出现的国际化竞争中既是竞争者又是裁判，因为传播业由国家拥有，而传播业中的主要管理人员亦是政府官员及政策和法规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有一套经济和贸易活动的游戏规则，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大陆有一套关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游戏规则。国际竞争者来到中国市场，必须遵守这两套游戏规则才能有立足和赢利的机会和空间。国际传媒所有者说到底都是商人，而不是十字军战士或政府代表，其主要目的是赢利，而非宣传某种意识形态和思想。国际传媒大亨梅铎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收购“STAR TV”后，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该卫星电视网会成为在亚洲宣传自由的声音，但仅仅一个星期后，他就在某些政府的压力下将BBC新闻节目从卫星网中撤掉。所以，在近期内，国际竞争者会避开中国传播活动中的敏感点，而专注于软性资讯的竞争，而在这方面，中国传媒，除了电影业以外，并非占绝对下风。
徐蕾：结合海外经验，您能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展望吗？
何舟：传播学在中国肯定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在中国一样，其发展的空间会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经验，可以预测，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大概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一、引进和推广；二、批判性地消化吸收；三、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体系，溶入国际。目前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已经处在第一阶段的末期和第二阶段的初期。随着大量西方传播学主要文献的翻译和推广，大批本土研究生的培养成熟，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会很快地全面进入第二阶段。此阶段在今后几年或十年间会逐渐完成。最难和最持久的是第三阶段的发展。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亚洲和海外华人传播学界一直致力于建立传播学的亚洲观点或中华观点，虽然有一些进展，但至今尚未有重要建树。在深受各种政治、文化和资讯环境因素限制的中国大陆，传播学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