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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武录：记者要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工商业则是按国家计划运行，也没有走上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市场。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当年在经济结构上的特点是封闭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政治上一直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与外部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上了月球。当时全世界有5亿多人观看了电视现场转播，而中国人（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外）却没有看到实况录相。由此可见，我们当年与世隔绝的程度。
从世界史看，全球古代五大文化系统，惟有中国文化没被打断过，这说明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有其长处的。但是，它多直观而缺乏逻辑论证，崇尚求同鄙夷求异，结果难免使人们只选择一个视角、一个方向去认识事物。
      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对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都不是很有利的。
所幸的是，今天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了经济改革步伐；同时在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另外，加上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为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试想：单是一个新的思维工具如观测工具、实验工具、计算工具，新的思维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模型化方法、择优化方法，就使记者在认识能力上获益多少？
      王永亮：能否从内因方面谈谈记者如何具备过人的思想？
      王武录：记者要具备过人的思想，从其自身看，要加强情况积累，提高理论水平，钻研专业知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关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简要概括，我们也可从中看出“情况积累”“占有材料”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记者占有材料积累情况，首先表现为了解当前社会生活，知道具体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什么是最突出的，什么是一般的，那些问题的相互联系是什么，人家已经报道了什么，广大读者希望进一步报道什么……如果说记者过人的思想是金子，那么积累情况就是采掘金矿石。
不错，当前社会生活包罗万象，具体工作难以计数，我们不可能成为“万事通”。但是，穷毕生精力，了解和研究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方面的一两个问题，总是可以的吧？围绕那一两个问题，积累情况并不难。记者、编辑大体都有分工。从我们分工的方面入手，既自己动手搞些专题调查和系统调查，又留意于各地公开见报和内部参阅的资料；同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同各级专门从事调查研究的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那就渐渐有情况积累了。这里列出八个有关“情况积累”的题目，供你们参考：
      第一，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的自然概况、社会概况、历史变迁。
      第二，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的特点、优势、劣势各是什么？
      第四，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本年度的、最近三五年的主攻目标是什么？要达到这些目标该解决哪些问题？
      第五，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当前面临的重大矛盾是什么？
      第六，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建国后取得了哪些成绩？走过哪些弯路？从这些成绩、弯路中能得出什么经验、教训？
      第七， 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著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概况。
      第八， 同你所分工报道的那个行业、那个地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和港台地区厂商、团体的概况。
      记者积累情况，还包括了解业界前沿问题。像报纸记者对当前报业前沿问题，如怎样处理好报业与产业、事业与企业、相关产业与非相关产业、放开报纸销售渠道与增强报纸喉舌功能、业内融资与媒体上市的关系等，要是有相当的感知，那也有助于他生发过人的思想。
      郭晓明：请您再谈谈记者提高理论水平与其生发过人的思想这二者间的关系？
      王武录：记者在积累大量情况的同时，如果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这些情况，那看问题就能鞭辟入里。所谓过人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记者运用革命理论的爱克斯光镜和手术刀，对包括报道对象在内的现实生活进行透视和剖析的结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个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伊始，议论纷起。当时，年近花甲的《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力排众议，率先报道了这一口号。一些中青年记者在感叹他的过人之处的同时，问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做？林里说：如果我们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那就会感到这个口号没有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同类商品中，个别劳动时间如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生产者就可以比社会一般生产者多得到金钱。所以马克思把一切节约归结为时间的节约，一切浪费归结为时间的浪费。日本有家公司，连开会的时间都列入成本。他们规定：“会议成本=2ABT”，A为每小时该公司全体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B为该公司与会人数，T为该公司会议时间。所以“时间就是金钱”。至于“效率就是生命”，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成正比，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这一基本原理的体现。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理论了。改革开放所面对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非经济的障碍，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种种不良的积习，无不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
      比方，雇工带来的贫富悬殊增大；企业破产带来的失业……对这些，记者就不能只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去评价，还要用合乎经济规律的眼光去对待，只偏执于前者，采写出的报道必然一般化，因为它是在有意无意地维护某种过时的公平；兼顾后者，笔下就可能闪出过人的思想火花，而它又无疑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点燃。
      再比方，我们过去由于理论功底不厚，对妇女丧夫不嫁之类好作过分的礼赞，对金钱之类好作过分的鞭笞。倘若今后仍然如此，那么读者就不仅要嫌我们思想平庸，甚至会笑我们在散布发霉的封建道德观念，在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蠢事。
       郭晓明：请您继续谈谈记者钻研专业知识与其生发过人的思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王武录：一个记者，如果对编辑部分工他采访的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实际工作情况相当熟悉，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那些情况，又大体懂得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大而言之，他有可能成为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权威发言人之一，他提出的见解，并不比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逊色，甚至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决断那个行业、那一方面的方针大计时，都有可能被采纳；小而言之，他会成为采访对象的合格对话者，而不至于一开口就证明自己的无知，一开口就证明自己对所采访的事物一无所知。
       曾任人民日报记者部、社科院新闻系负责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商恺老师当年在回顾他40载记者生涯时，曾这样劝告我等年轻人：“好好读书作学问吧！知识面愈宽愈能出思想，愈能睁大眼睛看世界”。他还建议新闻研究生和青年记者分三步读书以拓宽知识面。
      第一步：看看《史记》选，唐宋诗词选，鲁迅杂文选，古今散文高手的散文选。看看一些大学编的有关哲学、经济学、语言学、逻辑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方面的讲义。
      第二步：看看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传播学、自然科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论、情报资料、公共关系方面的通俗读物。
      第三步：你分工搞什么报道，就去看看那些同该报道有密切关系的专业书籍。你分工搞林业报道，即便你不能具备林学院（大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也要努力具备林校（中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
也许有人以当代科学呈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两大趋势为根据，觉得这个书目过宽只适应“综合”，而不适应“分化”。其实，在促进记者生发过人的思想方面，还是要讲“综合”。
比方，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大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哲学（与著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和威廉?詹姆士过从甚密）、比较文学、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陶希格的学生）、历史、政治学（颇受英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雷厄姆?华莱士器重）、美术、社会伦理学。所以他才成为纵论世界风云、影响美国几代人的思想与政府决策的人物。
      再比方，日本一家软科学机构分别对没有学过专业的、学过一个专业的、学过两个专业的、学过三个专业的人进行调查，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能力如何？统计结果表明：只学过一个专业的人创造能力最小（参见《当代领导与软科学》第2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谁的知识结构朝着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谁就有希望生发过人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从许多发达国家“思想库”、“脑库”（即我们常说的“智囊团”）的专业结构中也可以看出来。它们大都是由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企业管理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生态学、数学、系统分析、工程技术等多方面人才组成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专业结构才能产生出过人的综合智力，就诸多问题提出有独创见解的办法来。
      王永亮：记者钻研专业知识，还包括对新闻业务前沿问题的把握。离开这一点，记者也不易生发过人的思想。是否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王武录：我们前面提到，新闻报道是记者思想的外化。把握新闻业务前沿问题，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替记者那过人的思想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眼下，新闻业务前沿问题，总的说来，仍然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提高引导水平的统一。为此，是否应抓住六个环节，注意五个方面？
六个环节是：
       第一，从取材趋势来说，业务性、行业性、生产性、工作性的题材占整个题材的比例下降一些，而信息性、社会性、生活性、娱乐性的题材占整个题材的比例上升一些。
       第二， 从采写对象来说，由重点采写某个别企业或单位而变成重点采写市场或某一条条块块。
       第三， 从报道时态来说，变过去时（告一段落者）居多为现在时（正在进行者）居多。
       第四， 从行文风格来说，让判定式、训诫式、单色调的文字，更多地变成探索式、启发式、多色调的文字。
       第五， 从说话口气来说，变居高临下为平等交流。
       第六， 从发稿节奏来说，变大哄大嗡、大起大落为“长流水，不断线”，保持新闻舆论常态。
       五个方面是：
       第一，热点引导不要“训人”。即在围绕某一热门话题来引导舆论时，要尊重读者，重视读者的主动性与多样性，尽量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写文章的“在布道施法”，读文章的“有错误认识”。
       第二，宣传英雄不要“无情”。即在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时，要尽量淡化他们“抛妻别子”之类的事，要告诉读者，英雄的可贵正在于他有普通人的情感，又创造出了不同于普通人的业绩。
       第三，推广经验不要“孤立”。即在评介、推广某一先进经验时，要讲清它产生的时空条件，即创造经验的单位、个人与社会的各种联系，推广他们的经验可能面对的现实困难。
       第四，理论普及不要“抽象”。即在展开理论宣传时，要理解理论的深刻内涵，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通俗化，深入浅出地说明理论的意义及作用，不要因为我们枯燥地照本宣科而导致读者对理论本身的疏远。
第五，对外发言不要“单一”。即在展开对外宣传时，要在保持统一方向的前提下，提倡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形式，不要都是同一强度、同一态势、同一方式，那样会导致国外读者形成某种偏见。
      王永亮：听说2003年9月北广03级博士生入学时，您作为博导代表之一在迎新大会上做的题为“好时代?大学者?有忧患”的发言，令人感奋而动容。此处，您能否再复述一下您当时的话，以飨读者？
      王武录：那是一个五分钟的即兴发言，不过也是从北广办学理念中的“国际化”这个元素生发出来的。
前面说了，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位。1980年前后，中国、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旗鼓相当；如今，中国是印度的两倍。1988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一半；如今，俄罗斯是中国的一半。正是有这一系列数据支撑，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了北京文化周，英美领导人用中文问候全球华人“春节好”……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这样的时代，中国应该出享誉全球的大学问；中国新闻传播界应该出李普曼那样教会几代美国人如何思考的大学者；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之一北广，应该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当然，我们激情洋溢，但决不盲目，更不粉饰太平。我们到西方发达国家访问就有印象：大陆高校在海外的影响，有时还比不上台湾高校。北广的校友虽然遍布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像我一样的北广后来人仍须努力奋斗，寻找走向世界的切点。
      有资料显示：近200年来，在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华文报刊，累计总数4000多种。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体有500多种，其中日报100多家，期报180多家，各类刊物230多种。眼下海外还有近百家华语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更难以胜数。这些华文传媒不仅为华侨华人社区提供资讯服务，而且有的影响已经超越华人社区，与当地主流传媒并驾齐驱，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华文传媒不仅在传承中华文明，客观报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团结与进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已成为紧密维系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桥梁和纽带。2003年9月22日在湖南长沙开幕的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就吸引了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家华文传媒的、170多位主事人赴会（参见2003年9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第一版）。今日海外华文媒体数量之多，地域分布之广，形式之多样，影响之增大，由此可见一斑。显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这些华文传媒在海外华侨华人界、发展中国家民众乃至西方上流社会中，正面作用会越来越大。从北广现有条件特别是汉语普通话教学科研优势看，全球华文传媒的人才培养和作品研究，可能是学校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我来自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山村。故乡农民兄弟自我提醒应有自知之明时，常说“你可晓得你吃几碗干饭？”这乡音俚语已溶入我的血液中。面对“北广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我知道自己吃不了几碗干饭。这不是阿Q式的自轻自贱，而是痛苦地解剖自己和冷静地面对现实的必然结论。我眼下不懂英文，且年龄五十又五，日后也不可能再去学英文。而不通英文者，在学术上与国际接轨也难。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今后就不能为北广大厦添一砖一瓦。
      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忧患辛劳可能是我们这一茬人“老三届”的长处。前面也说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党报的发行、经营以及党报研究都颇令人忧虑。在北广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日报等报界以及各界热爱党报的人士全力支持下，本人愿同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为党报的教学、科研劳作下去。
      人大体有凡人、强人、哲人、圣人之分。强人、哲人、圣人或曰“知难行易”，或曰“知易行难”。在凡人的我看来，知不易行亦不易，知难行亦难。抽象出办学理念、实践办学理念，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北广人奋斗下去啊！
      王永亮、郭晓明：谢谢王老师接受我们采访。从您的言传身教中，我们体会到有过人的思想不易，实践那思想更不易。但请您相信，同您一起追求过人的思想，实践那思想的，将是一支愈战愈强、愈行愈远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