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真情告白“我这30年…”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正嬉笑着,眼神清澈地似有一汪水,人家说他是喝趵突泉水长大的,所以什么都敢讲。因为这个,文革里,他差点被打成残废,很受伤;文革后的30年里,他爬起来,受重用。改革开放的风云跌宕里,他不再甘为外物牵绊,躲进小楼,挥洒使尽压抑了数十年的力量,疯狂地创作着,时常工作18个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创作200幅作品,终于成就为享誉中外的艺术家。

    就像现在,你跟他面对面坐着,眼对眼神色交换,你发觉不到他半生所经历的辛苦遭遇,他脸上全是烂漫无邪的笑,就像人家说他赤诚如顽童,所有沧桑全付笑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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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文革后期,我躲在30度安全角里

    我当时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动物画,小狗子、小猫儿什么的。其实,当时这个展览也有压力,因为文革时期都是宣传画,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过监狱。这个展览之后,美术界开始探讨艺术的形式美问题,等于是一个转折,从政治到人情味。

    记者:文革时期,艺术的形式美问题被划为“禁区”。改革开放之初,掀起美术界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一场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我注意到1979年5月的《美术》刊文谈您和动物画,指出您作品中的形式美。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韩美林:1979年6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展览,这是文革后,继黄永玉之后的第二个个人画展。我当时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动物画,小狗子、小猫儿什么的。其实,当时这个展览也有压力,因为文革时期都是宣传画,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过监狱。这个展览之后,美术界开始探讨艺术的形式美问题,等于是一个转折,从政治到人情味。我把小熊猫画成孩子,把小老虎画成小孩儿,这不挺好的吗?文革后期我就开始画这些,反正这些也上不了纲。

    我这些作品一出来,老百姓们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轰动?我首先抓住了人类,抓住了地球上最大的东西就是爱。把动物都看成孩子,这就是一种爱的转化呀,从爱这儿发动大家、倡导大家爱吧!

    记者:1979年,您的关系还留在安徽,但就进京在中国美术馆召开个展了?

    韩美林:当时的中国美协主席华君武他们请我出山,当时华君武也没有办个展。我能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与当时中国美协领导人吴作人等也有关系,吴作人真是支持我啊,刘开渠、丁井文这一帮领导帮了我,中国美协当时给我开这个展览会也是一种解放思想。因为文革十年,中国人民的思想一直是这么禁锢,像紧箍咒一样箍着,他们一看,文革后期还有韩美林这些作品这么鲜活,充满着爱。

    记者:文革后期,从监狱放出来时您已过了而立之年,如何在短短几年后就做到艺术上的一鸣惊人?

    韩美林:关着我的5年,我也没有歇着,我是个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天天我就用一根筷子沾着水在破裤子上画画,光裤子上磨出的补丁就换了上百块。放出来以后,我就开始了新的试验,我先在硬纸上用底纹笔刷上一层水,趁水没干的时候着墨,我后来发现,墨色会借着水势在纸上渗透,有那么一种“晕染”的效果,这样反复试验出来的小动物都毛茸茸的,鲜活活的。当时我画了一幅《患难小友》,不少人都说很喜欢。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被下放到淮南瓷厂劳改,在最苦闷的时候碰上一只卷毛小狗“二黑”,那时这条“二黑”很脏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块肉。之后,“二黑”天天跟着我,我哭它也哭,我进高温窑洞烧瓷器,“二黑”热得四个小爪子轮流换着着地,也不出来就在里头跟着我。文革里头,我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它没人肯理我,后来被武斗队一顿拳打脚踢,谁知“二黑”突然就从人群里蹿过来,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舔我。那时候,我妻离子散、被打折了腿、挑断了右手筋,我都没哭,但是这只“二黑”对我的感情,让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谁知道那些武斗队的人多狠?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打断了它的脊骨,直到我被抓进了监狱,才听说“二黑”不吃不喝,苦叫了三天才死。现在想想,在最黑暗的时期人家都不理我,政审完了,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斗我的人也进了监狱,没有人斗我了,我就趁这个时机猛攻艺术。那种感觉就像个炸弹一样,有30度的安全角,我就躲在安全角里边,等于说文革最后那几年你就算再“炸”,我那里是个安全角,我如饥似渴地看书。

    记者:听说您前几年的集大成之作《天书》,就起步于文革后的那几年?

    韩美林:文革最高潮的时候,有一天,我带着两个侄子去逛街,回来顺路进了古旧书店,我一眼就看到了《六书分类》四个大字,它就像对我挤眉弄眼的老朋友,我激动得直哆嗦,让服务员赶紧拿过来,急不可待的还没翻一页就浑身发冷、发抖,趴在书上哭起来,那时候我刚刚出狱,什么也不怕了,甩掉两个拐杖将书抱了起来。那时候,我妻离子散、人陷低谷,却好像看到了曙光。

    文革最后的那几年,我开始四处收集中国的古文字,我走遍全国,后来干脆每年例行的大篷车走南闯北,专门去那些深山老林、黄土沙海。我去了贺兰山、卓姿山、阴山、黑山,还有云南沧源、元江和当时尚在战火之中的麻栗坡,仅是云南之行就走了一万多公里。我还带着我的学生,发动一帮小孩儿跟着我。我说,咱们到古窑址去啊,给他们点好吃的就跟我走,我打个旗子,后边跟一串孩子,文革后期就没人管我了,你说我抄古文字能犯什么罪呢?

    我们到上海郊外的一些考古工地去找碎瓦片,小孩儿的嘴啊在那咕噜着块糖,翻那些碎陶片给我看,我就抄下来,一直积累着。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碰女人,因为谁也不敢给我介绍,我是个反革命。所以就死了心地做学问,做到心无旁骛。经历了苦难,但作品不是苦难而是乐观的,我这么些作品里没有一件是悲观诉苦的。决不诉苦,这就是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缺少哪一样也不行。

    当然,《天书》最后的成功还是得益于启功老先生的点拨。20多年前,我在香港碰到启功,他看到我本子上到处抄来的古文字,说我“简直是在办收容所”,鼓励我用书法的形式写下来。此后20多年里,我就下定决心,到处寻访这些无家可归的古文字,到了贺兰山、桌子山、黑山,还有云南沧源、元江等地,收集了3万多的古文字,才终于写成了《天书》。但是还没有出完,我准备出《天书》的下半集和中国古文字大典,这工程可是太浩大了,起码得一二百人的一个大工程。我准备做成一个古文字大典,可能有30本到35本,是一部汗牛充栋的作品,我对这个着魔了,必须一直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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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倡“解禁”邓丽君

    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写了个内参,说到邓丽君的问题,因为邓丽君就是一个标志,她唱的歌,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喜爱,为什么我们非要禁止她唱呢?后来,胡耀邦亲自对解禁邓丽君作了批示。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标志艺术领域一个巨大转变的事件就是,罗中立的《父亲》在争议声中夺得了全国青年美展的大奖,您当时在中国美术馆的小动物画也引发轰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韩美林:1979年我那批小动物画出来以后,算是美术界当时转折中的一笔,美术不再描绘政治的脸谱,而是表现人情味。表面上我画的是动物,其实我画的是人,它们都是有人的感情和语言的。比如,我画的捅马蜂窝的小熊,就题上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那正在撒欢的小牛,我题字是《心底一汪清水》……

    别小看这些动物画,文革后那些年里我就天天琢磨和试验着,才得出来这么一套绝招。为了让画历年久不褪色,我在调色时想尽了各种办法,我配上酱油、茶水、白矾、酒精,甚至是西瓜汁、石榴水,总之,能想到的办法我都实验了一遍。

    我这个展览展出了21天,几乎每天参观的人数上万,还有不少港澳台、美国、欧洲的朋友也来看,有那么一股“韩美林热”。第二年(1980年),我的展览就办到了美国纽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美国举办个展的华人艺术家,举办的地点就是纽约最高的摩天大厦世贸中心,那好像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人在世贸中心开办画展。那个展览很大很大,整整一层都给了我们,好几千平方米。

    记者:中国美协当时为何选中了您的画展到纽约?

    韩美林:是一位名叫查尔斯·亚班斯的美国人选中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文革时中国的不少艺术都冷冰冰的,吓唬孩子。看了我画的小动物,激动得不得了。我的展览第一站是美国纽约,展览选在国庆的前一天9月30日举行,地点是在世贸中心第二层,有一马蹄形的画廊,在办了我的展览后,这个画廊改名为“长城之窗”。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作为在美国第一个举办画展的新中国的画家,受到了特别多关注,看展览的人有的干脆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外衣,还有人特意穿着中国京剧的戏服来看的。

    展览开幕那天,有一位70多岁的女华侨看了我腕上被挑断筋后留下的伤疤,泪珠子就“啪嗒啪嗒”掉在我的手腕上。一位美国老人看完画展后,悄悄地走到我跟前说:“我喜欢打猎,我家里有一支猎枪,可我看了你画的小动物这么善良、可爱,我发誓我不再打猎了!”最热情的还是那些美国华侨,记得有一位老华侨站在我的《骏马图》前站着不走,那幅画我题了唐代诗人李贺的一句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后来,老华侨竟然看得流泪了,他跟我说那幅画道出了海外华人们希望祖国强盛的那种心声。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到美国巡展一圈,感受肯定特别强烈。

    韩美林:对。1980年回国后,我受中国青年报的邀请作了一个演讲,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是《祖国啊,你快快富强起来吧》。文革刚结束,整个社会还是一种封闭的状态,那个时候是想开放还不敢开放,到美国走了一圈后长了见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祖国啊,你快快强大起来吧,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搞斗争了。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写了个内参,说到邓丽君的问题,因为邓丽君就是一个标志,她唱的歌,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喜爱,为什么我们非要禁止她唱呢?后来,胡耀邦亲自对解禁邓丽君作了批示。

    美国还有许多方面当时给我的震动很大,不光是他们的高楼大厦,而是美国人那种先进的意识。比如当时我参观了美国的报社,12个版的《华侨日报》连主编算起来也只有8个人,《北美日报》也只有8个人,我们当时的《人民日报》也是8个版,可是我们的报社养了多少个人?当时我的报告就讲了这些差距,讲了一种我们必须开放、要跟别人学的观点,结果背地里有人告我,一直告到胡耀邦那去,说我是“走资派”,等等,据说其中就有某省的高层领导都告上来了。胡耀邦转给了当时在国务院任副总理的万里,说人家都告上来了,说韩美林污蔑社会主义,到处“放毒”。结果还是万里替我说了话:韩美林啊,韩美林很爱国的,他说话我知道,有口无心。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时间,安徽、山东、河北等省的一些共青团组织纷纷邀请我去作访美报告,后来万里的夫人就隔三岔五地跟我说,韩美林,又有人告你了,老万替你说的话,帮你把这些暗箭都挡了回去。

    记者:您觉得现在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那段时间,您是怎么抓住了那个时代给予的机遇?

韩美林:我靠的不是机遇。

    2006年我得了一个“中国十大才智人物”奖,最近还得了一个“中国十大魅力英才”,当时访问我跟马云的时候,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是同时说的: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想着抓住什么,就是低头做学问(马云说是低头搞他的事业),没想到一抬头已经走向世界了。一句话就是,低头拉车。

    1985年,我才从安徽调回北京,但并不是直接调回中央美院,不是调回美协,而是去了作协。回京以后,我当了8年的文友出租汽车公司的负责人,什么汽车也不让我碰,坐都不让我坐,那就是作协开的一个服务公司,总之就是“窝囊”我。所以去年开两会,我坐在作协的主席台上,他们还怀疑韩美林是不是坐错地儿了。

    我一辈子搞美术,我连个三等奖都没得过,连个铜牌都没得过,评选美术界300强里都没有我。我很长时间身份都不在美术圈,艺术圈里有人背地里骂我,说我不是雕塑毕业的去搞雕塑……不过这些都不能影响我,我就是一直画画、搞艺术。挣钱的事、从政的事我都不去想,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就把许多人甩在身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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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千流派独选“土”

    80年代,我出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文化自卑感该割除了。但我也曾一个人站在我的雕塑老虎背上,在大雨里哭着喊:“我报国无门啊!”

    记者:80年代有一个出国热,特别是艺术圈里许多人出国。记得当时陈丹青到纽约求学时感到恐慌,说自己原来在国内学的东西落伍了,不知自己的艺术如何继续。

    韩美林:我跟陈丹青走的不是一条路,我是水墨,他是油画。我当时出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文化自卑感该割除了。

    我走在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我住的圣特雷斯最高级的宾馆,我那一个房间就80多平方米,我感觉自己很厉害了。但当时有那么一些先去美国的中国人看到你以后,根本不愿意理你,还说什么:“你怎么也来了?”我们到饭店吃饭,他们也不和我们说中国话,偏要说英文。

    前不久,我在中华海外联谊会上就说,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团结,为什么中国人一出去就喜欢内讧、揭自己的短?那天陈香梅不是说了吗,如果按照美国人口比例来算的话,华人起码该有2个以上的议员,但到现在美国没有华人议员,为什么?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我绝对是站在中华传统文化这儿,我也学过西画,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都是学西方的东西,石膏、素描等西画基础相当结实了,你看我那人体,他们学西画的也不一定比我强啊?但我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滋养太深了,我5岁就开始写毛笔字,6岁就开始画画,我们小学教育不是光孔子、庄子,四年级就读《古文观止》。虽然我读的是洋学堂,但小学二年级老师就跟我们讲老子的《道德经》……也不光是我,传统文化的滋养很早就扎进了我们那一代人的脑子里,最后盖过了西方艺术对我们的影响。

    记者:喧嚣一时的85’美术新潮引进了各种西方思潮,您当时在做什么?

    韩美林:那时候我在天津搞我的艺术。什么所谓的解构主义、同步主义、精确主义、辐射主义、旋涡主义……我听到过。但这与生活里叫李秀芬、张德贵、王仁发一样,怎么也逃不出画画两个字。我很时尚,但我绝对不时髦,那些所谓的先锋头衔无非就是一种变相炒作。反过来,你见过齐白石说自己是先锋吗?你见过毕加索炒作吗?梵高都饿得那个样子了,人家也没炒作啊,对不对?好比说行为艺术,有人从血淋淋的牛肚子里赤身裸体地钻出来,有人端一盆水当众洗脚,怎么做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把这也当成艺术,那就是哗众取宠、玷污艺术了。大庭广众放一枪就算是美术?就算雕塑?美其名曰:“行为艺术”。中国有,外国有,无非都是哗众取宠。

    炒作我绝不跟风,我几乎不卖字画。当年我陆陆续续作了许多城市雕塑出来,你见过韩美林拿出一张照片、弄出来大肆炒作吗?不炒!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算做我艺术上的“座右铭”:艺术上有万千流派,那就选一个“土”,土亦是洋,亦是时尚,亦是世界水平。

    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168年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低谷,走出那种弱势的身份,我们自己糟蹋自己,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而且否定我们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否定,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从这个泥坑里爬出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艺术的起点。

    记者: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美院的教授都出去赚钱了,有的甚至去搞装修,那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韩美林:1989年,中国美协决定成立一个“韩美林工作室”,这也是全国美协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艺术家名字领衔的工作室,当时工作室设立的主旨就是为国家闯一条自负盈亏、艺术家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壮大自己的路子。当年,工作室接到的第一宗雕塑大活儿,就是大连开发区的城市雕塑“马雕”,其实雕塑家既是艺术家,又要是精通建构学、力学、材料学的专家。最初,我先做了一个8米高瓷马的模型,然后请沈阳某工艺美术公司按放大后的原样锻铜,这尊“天马”成功后,我又为大连老虎滩创作了6只老虎组成的群雕,全长36米、高8米,堪称当时中国第一。

    但要知道,当年做城市雕塑还是新鲜事儿,人们脑子里只有纪念碑,还一时难以接受这种艺术化的动物雕塑。建成之后就有人说,建“一群黄鼠狼”干什么?等于糟蹋钱,甚至有人扬言要拆掉它……当时你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情,我一个人站在老虎背上在大雨里哭着喊“我报国无门”啊!

    记者:80年代末的启蒙文化潮流中,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人们的追求、爱好、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次艺术大展。当时的情况怎样?

    韩美林:从1979年到2001年的22年里,我大概在中国美术馆先后举办过5次展览,算是见证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阶段。1988年那一次,十年中人们的文化生活观念变化最显著,我的艺术上变化也非常大。从第一次展览的小动物画,到第二次展览的400多件作品,包罗万象,有绘画、雕塑、陶瓷、书法、绒绣、印染、草编和玻璃制品,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2001年我在中国美术馆的第五次个人展览,开幕那天,观众过万人,3000多件艺术精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的11个展厅,算是中国美术馆当时规模最大的艺术家个人作品展。

    我韩美林有一句名言:羞辱就是我的动力。80年代我的小动物画风靡海内外时,有人说我“韩美林就会画豆腐干式的画”,当时我下决心主攻大型画作与雕塑,“八龙图”挂进了人民大会堂;后来,我又听到有人骂“韩美林只会画画儿,不会写字儿”,我就扎下头去练书法、写大篆,最后不是写成了《天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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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那代大师们的感召力没有了

    一个画家就是做学问的,他好不好,历史会给他评价的,观众、人民自有分说。硬捧有用吗?你看一些唱歌的和一些演员,捧了半天他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对不对啊?现在画坛也是这样,彼此相互吹捧,说你是大师我是大师,谁才是真正的大师啊?历史说了才算。

    记者:新世纪之际,艺术品自身遭遇市场化问题,有了天价艺术品,您怎么看待?

    韩美林:我的画很少拿出来拍卖。因为市场里太多炒作了,这里头既有拍卖行的需要,又有暴发户、没文化的客户的需要,也有一些画家想求名又求利的需要。因此我决不跟着走,我有我的看法,一个画家就是做学问的,他好不好,历史会给他评价的,观众、人民自有分说。硬捧有用吗?你看一些唱歌的和一些演员,捧了半天他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对不对啊?现在画坛也是这样,彼此相互吹捧,说你是大师我是大师,谁才是真正的大师啊?历史说了才算。

    记者:注意到您2005年曾经进行过一场“艺术打假”。

    韩美林:实际上来说不光是为我,是为了我们美术界。他们已经卖了我好几百张画了,都是假的。我画画不重复,很珍惜自己的作品,一般不会拿出去卖。但最后这事情也不了了之,因为我们在转型时期,许多制度仍不健全,什么渣滓都会出来,就像韩美林工作室不能登记法人一样……

    记者:这两年艺术界炒得比较火热的话题是陈丹青对于美术学院教育的批评,您似乎也多次批评过美术教育的问题?

    韩美林:我说咱们教育是个关键,“教育产业化”这五个字该绝。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是1955年进中央美院的,那时候还有很多老先生。现在艺术家想着赚钱的多,那时候的老师绝对不像现在。1956年我就认识沈从文了,他带我们到故宫里边去看金花纸,从那以后就经常联系,对沈从文有了很多了解。直到后来沈从文在“文革”中遭难,遭难出来后我是第一个去看望他的,他当时住在东堂子胡同,他跟我说:“我最冤枉的就是说我骂鲁迅,其实我根本就没骂过鲁迅。”他说鲁迅这个人喜欢找自己内部人批评,沈从文有点不喜欢这样,于是起了争执。

    最后那段日子,沈从文在床上跟我聊天,他的床上都是书,他看到我激动得不得了,他给我熬牛奶喝,他说你喝不到,他就去给我热牛奶,然后两人讲着讲着就忘情了,牛奶就煮糊了……那时候的大学里,老师对学生都有一种人格、精神上的感召。

    记者: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以大国形象崛起,您觉得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韩美林:肯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798的那种(虽然我几次保护过他们)。因为艺术最重要、最强调的是个性、独立性和民族性。科技、民主、法制,甚至宗教都可以世界化,但艺术要强调个性。借鉴可以,取代不行。艺术可不能世界大同,艺术世界大同之日就是艺术没落之时、艺术走向死亡之时,因为大家都看一样的画、一样的作品,这不是人类,这更不是有文化的人类。

    前几年美术界流行古代高髻的仕女,她们细细的身子,长长的水袖,身上软得有七八个弯。这两年又出现了粗粗的几笔,大大的棉裤腿,另外一种干脆是“毕加索、米罗和达利派”……这种现象乍看起来是忽洋忽古,实际上这就是新的艺术形式难产、外来形式又少见多怪的非常困难时期。文化上曾经的禁锢,使一些人一看到外国的就拿来当新的,这是因为新鲜,尽管外国的某些形式早已过时。

    文化教育、艺术教育成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课题,全国上百所美术院校,学的都是西洋模式,但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古国,怎么就没有一所中国民族、民间的美术学院和博物馆呢?

    说到广东的文化,我觉得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也很少跟风去追什么新潮。尽管表面上好像广东的艺术市场没有北京、上海那么火,没有那种把铁片子一拧、绳子一绕就说是艺术品的人当上艺术圈老大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广东沉得住气,坚守住岭南画派的遗存,日后必有许多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