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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苏州“三国文化论坛”凸显了地方的利益之争，从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就可知道其端倪，协办方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个非学术团体举办的学术论坛来讨论学术性问题——曹操墓的真假问题，没有发掘单位参加，没有一个专业考古工作者到场，也不对考古现场进行调研，更不对出土文物进行深入研究，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历来都欢迎学术探讨和质疑，但这仅仅是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反对借机炒作，更反对带有功利性的质疑，甚至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否定而否定，不顾科学事实，缺乏科学精神，赌气式的所谓质疑。

　　质疑一个问题，质疑者应当先查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从专业的角度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抱着怀疑的目的去看待一件事物，这极容易将自己陷入一个错误的怪圈中。有的人以专家的名义出面讲话，误导读者，利用广大读者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关心，使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极不负责任的。

　　而有些人出于个人目的，不顾事实，为了否定而否定这座墓，使科学的成果变成他所希望的“周老虎”，其行为和出发点，是让人颇为忧虑的。根据报道，我了解到与会学者提出了几点质疑，其实都是老调重弹，没有新材料。但是，它却在社会上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

　　一、关于《鲁潜墓志》是不是“埋地雷”之说

　　此说毫无根据，“埋地雷”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埋的？如果“埋地雷”的话，无非是想求利，但是这个墓志被发现后，是徐玉超先生主动上交给安阳县文物部门的。此墓志是1998年发现的，如果要“埋地雷”，是谁去埋？什么时间去埋？谁造的墓志？目的何在？难道说徐玉超有这样高的造假水平？难道说他早就知道曹操墓就在附近吗？为什么十几年后才发现曹操墓，而印证了它的记载呢？如果是其他人造的墓志，为什么他们不去挖出来，而是让徐玉超挖出来了？那么他们的求利目的岂不是泡汤了吗？

　　二、关于魏武王谥号的问题

　　关于封号和谥号的问题，谥（亦作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自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古代人通常是封号和谥号一起用的，如只有谥号而没有封号，就不知道其归属了，因此必须连起来用才是完整的。

　　曹操是在其死后，东汉皇室才给他谥号为武王的，他的封国为魏，为什么就不能称魏武王呢？如果像那些因此而否定曹操墓的说法，那么齐桓公的国号是周王室给他的封号，桓公小白就是周王朝的臣民，齐桓公就应该叫周桓公了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郑桓公”、“鲁桓公”、“秦桓公”、“宋桓公”、“卫桓公”等这么多桓公了呢？总是要有个区别的。

　　称曹操为“魏武王”这个词不是我们今人的首创，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上即有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因此，为什么曹操墓中就不能出有魏武王石牌呢？这个称谓的出现，恰恰证明了曹操墓葬的真实性。因为曹操死于建安二十年正月，然后东汉政权赠他谥号为武王，二月就入葬了。八个月后，曹丕称帝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就称其为武皇帝了。也只有这个短暂时期才能称魏武王。

　　曹丕追尊他为武皇帝后，后人就称其为魏武帝了。那么，为什么后世人可以称他为魏武帝，而在魏武帝之前就不能称他为魏武王了呢？

　　关于有的学者称文献中从来没有称他为魏武王的，这只能说明他无知，掌握资料不全，或根本就不愿深入研究。其实在唐初宰相房玄龄所著的《晋书》、唐杜佑《通典》、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东晋常■的《华阳国志》、 宋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称曹操墓为魏武王的记载，凡此种种，不下数十篇。如此浮躁，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从此也看出这些人的水平了，对其他问题的质疑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三、关于魏武王和《鲁潜墓志》上武字和魏字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铭刻专家赵超指出：魏武王的“魏”字，和现在我们写的“魏”字不一样，是在“委”和“鬼”两个字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东汉晚期也是这样，魏晋以后就改变了。北朝时期，就把“魏”字的“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再晚一点，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我们通过这个字的写法，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到魏晋时期。

　　郝本性先生指出：《鲁潜墓志》是标准的隶书八分体，研究文章正式发表过，10多年来也没人提出过异议。偏旁混用在魏晋南北朝很常见，这叫“碑别字”，当时乌龟的“龟”字，有160种写法，陆明君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把“止”、“山”混用当做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六国时期在西晋以后、北朝以前，所以其写法更接近于曹魏时期，不足为奇。

　　《鲁潜墓志》中的“武”字下面就是一个“止”字，直到现在还有这种写法，而他们视而不见，把“止”字看成了“山”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大概是水平有限吧。

　　四、关于闫沛东称自己有人证和物证：人证方面有西高穴村村民徐某，他是考古队发掘时雇佣的民工，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政府介入流入假文物过程；物证方面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问题

　　闫沛东先生所说的是一派胡言，如果他有人证和物证，为什么不在会上拿出来？这可是一次最好的展示机会和舞台啊，在这个场合拿出来是最有力的证据。此时不拿显然是没有，只好回去再造假吧。另外，他说他有河南考古队伪造石牌的部分模具，明眼人一看就应该知道他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因为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都是青石质的，不是水泥或石膏等可塑的材质，要造假也根本用不上什么模具。这个人心态十分有问题，他来自于河北，为了特殊利益极力否定安阳发现的曹操墓，为了达到否定安阳的曹操墓的目的，他已经到了甚至造谣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了。我相信如果曹操墓出土于其他地方，假如在安徽亳州，他会同样这样做的。

　　五、关于2008年我曾在《这里就是曹操墓》中称，器物上有“魏武王家用”文字，后来发掘的却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闫沛东因此质疑

　　《这里就是曹操墓》是我当时根据对《鲁潜墓志》出土地点和西高穴大墓（也就是后来的曹操墓）进行实地调查后，结合历史文献上有关曹操墓的记载所写的一篇论文。其实，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在学术刊物《故宫学刊》上的，后来，转登在《报林》杂志上。当时，为什么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呢？为什么直到现在曹操墓真的在此发现了，他才出来指责我呢？显然当时他没有看重我的这篇文章，现在真正的曹操墓在这里出土了，有了实质性的利益，于是他就开始恶意指责了。如果他坚持认为那样，那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

　　论证和论述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列出了推测和论证它是曹操墓的各种理由。要没有这种方法，为什么河北的刘心长先生非要坚持曹操墓在漳河北岸的河北境内？亳州的李灿先生为什么非要坚持曹操墓在亳州的薛阁塔下呢？

　　至于“魏武王家用”文字，后来发掘的却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字样的问题，当2008年我在《报林》杂志上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见到过那个被盗的石牌，仅是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拍摄《寻找曹操墓》时他们得到了这个石牌的照片，上面所刻文字不是太清楚，但是最上面的“魏武王”三个字却非常清楚。因此，后来其下面的文字被解读成不同的内容，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家用”，有的解读为“魏武王墓用”等等。后来见到石牌后，我们方知道是“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几个字。

　　曹操墓中共出土60余块石牌，其中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过来的。而这个石牌的形状、大小、刻字用语、书法特征与墓葬内发掘出来的石牌完全一样，从而反证了这个石牌是从这座墓中盗出来的。而不能强词夺理，认为有一块石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的来否定石牌的真实性，更不能否定其他石牌的真实性。

　　六、关于判定此墓为曹操墓地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有人认为因为墓志和印章的缺失，断定为曹操墓缺乏有力的证据的问题

　　其实，我们判定此座墓葬为曹操墓，主要还是根据墓葬出土的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墓葬级别、出土陶器等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更重要的是出土的石牌上的文字记载。怀疑墓志缺失的人其实不了解墓志的产生背景。因为曹操当时禁止立碑，晋武帝司马炎上承曹魏旧制，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于是以墓志埋葬圹穴中，墓志代碑才会出现。据《北京碑帖收藏概述》中所记，“西晋时期出现了卖地券、墓志（砖）等刻石文字”。正因为“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至于印章，曹操是严禁随葬玺印的，关于这一点，曹植在他为其父亲写的《诔文》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意思就是他的印玺没有随葬，仅象征性地将平时捆绑这些印玺的丝带随身放了进去。既然这样记载明确了，那为什么会出现印玺呢？如果出现了印玺，反而就不可能是曹操墓了。

七、关于画像石问题

　　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没有人说是墓室的建筑构件，我们多次声明它是墓门和石椁上的。因此严格地说，它们不应该称为画像石。这些画像石不仅在盗洞周围出土，而且大量出土于墓室内，前后室内都有，其中在前室内至今还保留有成型大块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厚度达到20厘米左右，和前室南北侧室门宽度一致，推测其是封闭侧室门的。因为画像石是作为封闭南北两个侧室用的，其黏接用料是白石灰，当然，其还保留有石灰的痕迹。而且在墓的大门上部至今还保留有黏接砖缝所用的石灰，其颜色纯白。

　　因为这些画像石被盗墓分子从门上撬下来，掩埋在扰土中，所以其上面粘有黄色土痕，没有谁专门抹上去造假。

　　八、关于卞氏年龄的问题

　　关于年龄的鉴定，允许有一定的误差，这是大家公认的道理，一般体质人类学鉴定人的年龄时，因为其头上的骨缝线在五十岁之后，一般变化都不会太大了，所以，在鉴定时只给个大约数，五十岁以上称为老年人，没有谁会给出其准确年龄，这才是科学的结果。但是，有一点还是需要强调的，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如卞氏生前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很好的，她初为娼家，后又嫁给了曹操，一生中养尊处优，所食用的食物一定都是比较讲究的，绝不会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平日里粗茶淡饭，生硬难嚼。因此，其牙齿磨损程度远不会有平常人那样厉害。因此，凭此一点进行鉴定也是会有误差的。

　　九、关于安阳现在准备上马诸多关于曹操墓的配套设施，是否认为操之过急的问题

　　安阳方面目前所进行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展厅，展示一些介绍曹操生平事迹和考古成果的参观长廊，供关心曹操墓的群众来近距离参观曹操墓，应该无可厚非。目前，安阳方面所有的规划，据我所知，都是围绕曹操高陵如何保护的，并没有什么开发计划，而且这种保护规划都要经过专家论证，由国家级专业规划单位进行规划设计，考虑到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对文物的有力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宜早不宜晚，进展速度应该更快一点才对。

　　对于古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问题，应该是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破坏性的开发。关于这一点，新文物法明确规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我从1992年开始从事考古工作，加上大学四年的考古学习和实习，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转眼也有20多年了。正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使我在分配工作时首先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从来没有改行的打算。

　　考古是一门寂寞的学问，没有对考古工作的真正热爱，是不会坚持走下去的。考古工作者每天面对的是荒野农村，每天从事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用风餐露宿、顶烈日冒酷暑、战严寒斗冰雪来描述是一点都不为过的。2007年，当我所主持的安阳固岸北朝墓地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动情地说：“别的年轻人考上大学都想往城市跑，而我们的考古队员却整天往山沟里、往农村跑，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常年生活在农村，顾不了家庭，顾不了父母、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平时是没有星期天的，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整理资料。所以，能够坚持干考古的都是出于对这项事业的热爱。”

　　从曹操墓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考古不再是一种寂寞的学问了，它已经成了全社会关注的显学了，这是件好事，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也说明全民素质在提高，群众希望了解更多的东西，了解我们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明，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要了解我们祖先留下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我们能从老祖宗那里继承学习些什么，以便更好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这些都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去发掘、研究，以给群众更多的历史信息，这也凸显了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和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