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鹏：三个儿子三颗星

1979年1月的中央五号文件，改变了王昌鹏一家人的命运。让王昌鹏自豪的是，他的三个儿子洗脚上田，成了企业家

    邹平县（今邹平市）韩店公社（今韩店镇）西王大队（今西王村）村民王昌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给三个儿子起的乳名里都有一个"星"字，期盼他们将来都能发光。但母亲是地主的家庭成分压得他抬不起头，让儿子们发光的愿望也成痴人梦想。
     就在1979年大年初二，这个忠厚的泥瓦匠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天，包括大众日报在内的各媒体刊发了贯彻中央5号文件的消息，消息明确提出要解决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我两宿没睡着觉。" 8月22日上午，74岁的王昌鹏笑着对记者说。
      1979年2月22日，王昌鹏和邹平县7072名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女"摘帽"，从此一身轻松的他和儿子们，如虎生风，如今三个儿子一起组建的山东三星集团利税近2亿元，去年3月25日，他们集团的油脂中国玉米油在纽约泛欧交易所挂牌上市，"星光"发到了世界舞台上。 

                         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另眼看你 

     王昌鹏的大儿子、今年51岁的王明峰说："我家成分高，我姥爷家的成分也高，亲戚都不敢跟我们走动。我母亲平时都嘱咐我，少说话，多干活。我仅仅上到小学，就不能再上了，想想真是心酸，现在有时自学，看到不明白的原理什么的，就难受，真是做梦还是在听课呢。"王明峰的二弟王明星当兵体检身体合格了，可是政审家庭成分高，被刷下来。一直看到穿军装的战士都羡慕不已。
     王明峰14岁就到生产队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只是期望人家给个好评价。队里开会，他都是坐在最后边，不敢多插一句嘴。后来，队长让他开内燃机浇地，他就钻研内燃机的原理，渐渐成了小行家，别人修几天的机器，他一天就修完。接着，他又干了生产队记工员，白天开机器，晚上记工分，他记得非常详细，又准又好，从来没有疏漏。1977年，大家又推选他干了生产队会计，他照样也是一丝不苟，处以公心，不出任何偏差。
     随着家庭成分的阴影渐渐散去。，王昌鹏加的笑声多了起来。1982年，王明峰找上了媳妇。扬眉吐气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门心思就是尽快富裕，找生产队长担保贷了600块钱，冒雨跟二弟王明星到张店去买电焊机等工具，不舍得下馆子吃饭，饿了一天肚子，但看到拉来的新设备，心里美滋滋的。
      维修部开在公路边，用四根棍子支起一个棚子，棚子仅仅是为了遮遮太阳，一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雨停了，棚子里面还滴答。就这样简单地开张了。王明峰笑着说，遗憾当时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当父亲的王昌鹏插话："还留照片？就是为了糊口嘛！"
     在维修部挣了钱就买工具，扩大再生产，从焊小铁推车，到焊大铁门，铁窗，到1990年，他们维修部资产到了3万元。也从这一年开始，门头改成"三星"配件门市部，上了榨油机配件业务，还经营着一个"三星"饭店。1994年，又搞粮油机械配件，一年能挣到二十多万元。
"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另眼看你。说实话，我家受影响不大，因为我父亲是泥瓦匠，踩百家门的手艺人，威信很好，乡里乡亲不好意思斗他。"王明峰说，"我想，三中全会后的政策得人心，为什么？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有本事你爱怎么使怎么使，父亲给我们起名字，仅是个愿望，实现愿望就靠党的好政策。" 

                               好政策不变，咱就有好日子 

     正在"三星"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当父亲的王昌鹏开始敲打儿子："够吃够喝就行了。别再铺摊子了，政策说变就变，不是有句话说十年再来一次吗？再来场’文革’，还不得斗争啊。"
    "三星"兄弟说服父亲，政策不会变了，干得越大政府越高兴。就在父亲的担心中，三兄弟迈开了大步子。1995年，搞粮油设备，烘干机、分离器等生产，1997年和武汉粮食研究院合作开发榨油工艺，生产玉米胚芽油，1997年11月8日开始投产，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榨一吨玉米胚芽赚1000快钱，到2003年开始组建山东三星集团。
     "三星"兄弟离开土地发出的强光，把饱经风霜的老父亲的双眼都晃花了。
     今天的三星集团，占地450万平方米，是一家集机械制造、油脂精炼、淀粉加工、钢结构安装、纺纱织布、热电供应、国际贸易、汽车销售与维修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企业拥有固定资产近30亿元，主导产品"长寿花"牌玉米油50%出口，产品出口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倍受多国消费者的青睐。淀粉油脂加工设备风靡全国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生产规模居国家第二位。
      2005年，他们在内蒙古自治区投资7000万元设立了分公司，主要生产葵花籽油和玉米淀粉，2006年他们又在惠民设了分公司，主要搞棉花加工，加工出的棉花给他们的纺织公司，棉籽榨成棉籽油。现在他们又开发风电设备，每年生产大型发电设备300台套。

     王昌鹏说，咱现在跟不上年轻人的步子，也赶不上时代了。二十多年前，他们三兄弟搞维修门市，盖小屋，小屋宽二米七，长六米，我这个泥瓦匠还能帮着递砖拿瓦，当个监工什么的。后来盖大厂房，办公楼，招待所，就使不上劲、插不上手了。有时候到厂区转转，晚上回来睡不着觉，还是不踏实，可孩子说，咱是靠诚实劳动挣得钱，怕啥？好政策不变，咱就有好日子。仔细琢磨，说的是那个理儿。
     现在老大王明峰是集团董事长，老二王明星是集团总经理，老三王明亮是集团常务总经理。集团董事会共9人，王明峰说，企业发展靠制度管理，兄弟是兄弟，在企业都是管理者。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珍惜施展才能的机会 

      我们采访王昌鹏时，他自豪地说："我的孙子王成钢刚刚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孩子孝顺，每星期天都往回打，问这问那的。我现在孙子、孙子媳妇一共有6个是留学生。我当时愁的是三个儿子找不到媳妇，都打光棍。现在你看看，真是这样的梦都做不到啊！"
     王昌鹏现在一家16口人，四世同堂没分家。三个儿媳妇进了王家门都很孝顺，她们同时被韩店镇评为"孝星"。如今孙辈跟着父辈学，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和谐大家庭。
    王昌鹏的老伴王然修一头白发，很慈祥得看着她拉巴的孩子们。她是韩店大王驼村人，娘家解放前比王昌鹏家还富裕。早年嫁到王家，也没享到多少福。三十多年前，由于长期精神压抑，她得了精神抑郁症，当时王明峰14岁，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去买药，十五公里内的卫生所都跑遍了。母亲终于挺了过来，现在赶上了新社会，心情舒畅了。她说儿媳妇就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待她，不惹她生气，她很满足。
     王昌鹏说："原来在生产队里干活，你去赶个集也得请示，哪里也不能去。现在，愿意上哪就上哪，我内蒙、北京、南京都去逛了。真是自由了。原来孩子都入不上党，如今也是党员了。年小的，动不动就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我听着就气得慌，他们没挨过饿啊。馒头不好吃，什么好吃啊！"
     王明峰说，我想搞个"三星博物馆"，把我们发展的艰难历程记录下来，一开始搞太难太难了，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我的两个弟弟更是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但他们心甘情愿，因为都十分珍惜施展才能的舞台和机会，还有跟我们兄弟一起打拼的员工们，我也心存感激。
     洗脚上田的农民在庄稼地边搞企业，这是被逼出来的，是被穷困逼出来的奇迹。
     三星赶上了大放异彩的好时代。如今他们集团的油脂中国玉米油在纽约泛欧交易所挂牌上市，融资2.1亿元人民币，今年底准备二次增发，将融资4到5亿元。明年他们的机械公司将运作上市，最迟到2011年上市成功。
     目前山东三星集团旗下企业14个，共有员工5000多人。金融危机对他们影响不大，今年上半年他们就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1.5亿元，纳税7000多万元。
       "回报社会，是我们的追求。去年汶川大地震我们公司员工捐款捐物30多万元，为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每年的老人节都为村里的老人捐款10万元。"王明峰说。王明峰没有那些暴发户的张扬，是个谦谦君子，真正的儒商。他最惬意的是，骑着自行车一人到城里去吃个水饺什么的，轻松自在。
      三个儿子三颗星。精神矍铄的王昌鹏一脸的幸福。 

相关链接：
     1979年1月28日本报报道《地富子弟当上了模范社员》，报道寿光县上口公社南邵一大队在年终评比模范社员时，第五生产队地主子弟张树明被评为模范社员，引发一场争议。本报为此刊发评论文章认为，在农村进行年终评比中，必然要涉及到如何对待一些地富后代问题。寿光县上口公社南邵一大队党支部实事求是地把符合条件的地主子弟张树明评为模范社员，这种做法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应予支持。现在有些人以"立场坚定"为"理由"，不解放思想，不执行政策，仍然对地富子弟采取歧视、压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应该的。记者8月21日了解到，张树明老人于去年辞世。
    1979年1月29日本报刊发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的消息。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79年1月 31日，本报刊发公安部长赵仓璧答人民日报记者问《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
    1979年9月22日本报刊发消息《我省地富分子评审摘帽基本结束》，消息说，到6月底，全省已摘帽的四类分子占总数的94·7%，同时，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分别改正了成分或家庭出身。在摘帽过程中，各地都建立了专门班子，先后在一百二十个社队和工厂企业单位进行了试点。取得经验后，由点到面在全省陆续展开。出现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解放一批人，团结一大片"的喜人景象。
    据山东当代文化丛书资料，到1979年6月底，全省给 33·5万余名四类分子摘帽，纠错3·8万人。至1980年3月，全省又为余下的1.8万四类分子摘帽。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孙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