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与《我的前半生》有贡献者

朱其石提供的“清宣统帝御爱犬”照

　　在《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和出版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文化根柢深厚、且有书香门第背景的普通读者。他们开始并未进入群众出版社的视野，但一旦他们出现之后，社方与之交流，得其教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的前半生》搞得更好一点。笔者曾从图书档案中发现陆丹林其人，今再检出三子（除李武裔情况不详，另二子皆已驾鹤），或可略见传播之反馈的重要性。

　　朱其石雪中送炭

　　半个多世纪前，地址在上海市余姚路一三四弄六号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寄来一封信。

　　北京群众出版社内部刊物发行部负责同志：

　　我社朱其石同志，对于伪满洲国史料之收集致力甚深，历年所集计有溥仪本人及其左右各照片八十余张，其他文物约数十种。近正在逐渐加以整理拟作成有系统的著录，然后贡献与国家专管部门保藏。顷悉 您社出版了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系属内部刊物，我社朱其石同志为了要参考需要，亟欲获得此书。兹特专函证明并附汇票两元二角请您社准予发售一部，使他可进一步参考。兹随附朱其石同志所搜集的“伪满史料简目”抄本一份以见一斑。如 您社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再版时需要上述有关图片资料时，朱同志愿无条件借给。

　　此致

　　敬礼

　　1961年1月6日　

　　1961年初，正是《我的前半生》撰写的转折点。此前的九个月中，受命编辑整理“灰皮本”的李文达，已经确定了“灰皮本”的基础不行，倘不“另起炉灶”就把一个绝好的书稿题材毁掉了的思路。他在这段时间里，做了许多调查、采访、阅读工作，然后下放到甘肃执行其他的公安任务。1961年2月，陈毅副总理给对外文委下达指示，要求将“灰皮本”修改好，尽快译成外文，在国际发行。于是外文出版社致函群众出版社，希望调回李文达从速“灰皮本”的修改工作。这就产生了“另起炉灶”的契机。朱其石欲购“灰皮本”并向社方提供资料，在新的《我的前半生》还在李文达腹中酝酿之时，无异于雪中送炭。

　　朱其石于1961年2月6日晚间写给“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一封信，其云：“前于1月23日由此间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转到你社1月17日发群编61字第38号信早经展悉。旋于1月29日接到你社寄来爱新觉罗·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上下两册并附发票一纸及退回邮票二角七分收悉（“灰皮本”定价一元九角三分——引者注）。”并云：“关于你社需要借用鄙人所藏溥仪各种照片及有关伪满史料等，自当照办。惟该项照片等件，大部均庋藏在鄙人原籍家中，只有俟此次春节假期返里时前往一一检出携来上海再略加整理后，即可陆续付邮挂号寄奉，以供你社参考或锓板之用。”

　　朱其石为群众出版社提供的史料，除民国期间出版的述及溥仪的图书、期刊二十余种，由文件与照片两部分组成。文件有书画目录、《圣德纪述纂要》、满洲国官吏录和宫内职员录、溥仪“登极”国外来电、信驰贺之件、日皇裕仁拍致溥仪之谢电原本及译文、康德元年时宪书、伪满监察院长罗振玉之讣告及哀启、伪宫费用登记簿、伪宫觐见谢恩册、请柬、执政令、礼节恭纪簿、恩赏令、任命状、指叙令、辞令，等等。他为这些史料作有简要的叙录。以下试举三例：

　　《圣德纪述纂要》。此书专述溥仪就满洲国执政后一些起居情况。由中岛比多吉、林出贤次郞及宝熙、胡嗣瑗、沈瑞麟、张海鹏、熙洽等执笔，极尽腼腆之能事。

　　礼节恭纪簿。此件似系溥仪亲笔所写，中述有清历代皇帝忌辰之如何行礼等等，如正月初三日高宗纯皇帝忌辰，遣毓崇恭代行礼等语，颇足资研究清史之一助。

　　请柬之六。1942年南京汪记国民政府主席汉奸汪精卫于五月九日赴长春访问。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设宴欢迎之请柬。该请柬内容如下：“敬启者谨订于五月九日正午在大和旅馆举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主席阁下欢迎午餐会。特请立端陪宴，届时务希贲临为荷。专启即候时祉。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服装协和会礼装或其他礼服。勋章、记章全部佩带。”

　　照片凡八十余帧。内容反映溥仪在故宫、张园和到东北以后的生活状貌。朱其石对每帧照片都写下了文字说明。仅举一例：

　　溥仪豢养之爱犬二照。溥仪喜欢养犬，这里有他豢养的爱犬照片两张。一张照片旁边还题上“清宣统帝御爱犬之影。此犬系警犬，由警犬专家钱锡霖所进，价值两千元。前患外耳炎，由本院治愈。济畜兽医院”等语，此当系在天津时所摄。

　　群众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李文达主编的《人龙人——溥仪画传》，书中收录了这张照片。尽管编辑使用时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依然清晰可见此照系26年前朱其石先生所提供。

刘蕙孙谈“罗、王关系”

　　刘蕙孙于1964年6月3日给溥仪去信，给同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提意见。溥仪把这封信转给群众出版社处理。

　　从信中的内容看，刘蕙孙是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教授，与罗振玉相熟，许多说法根据罗振玉本人对他讲（笔者按，罗振玉乃刘蕙孙外祖父。但在这封信中看不出这层关系。刘氏仅云：“我伯父、父亲均他（指罗振玉）学生。”近检竺青主持的《文学遗产》网络版，发现了一些资料。有学者曰，刘蕙孙十岁时关于“罗、王关系”的记忆或许并不深刻。然此信所述当为刘氏十五岁以后的记忆）。因学校历史系得到的《我的前半生》只有几部，由研究近现代史的同志先睹为快，他“仅翻了一翻，尚未窥全豹，买也未买到，其他部分尚不能提供任何意见”。

　　刘蕙孙云：“王国维之死，本来是学术界之谜，但知其真相者并不鲜其人，如罗、王两家比较接近的亲友，已故马衡教授和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都知其详。只因有人事的关碍没有形诸文字。”

　　对《我的前半生》云罗、王两家是儿女亲家，刘氏不存异议，但他跟溥仪讲：“是罗家女儿嫁给王家，不是王家女儿嫁给罗家，事实一相反，你说罗振玉以休退他女儿要挟王国维就失去论据了。”接下来，刘信叙述王国维以下谱系及其子女出于原配或继室，进而引出罗、王关系——罗振玉提议将侄女罗庄（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夫人，已故——刘氏自注）与王国维长子潜明缔姻，遭到弟媳的拒绝。“罗负气使人作媒，言欲将幼女嫁与王长子潜明。”王国维觉得不般配（信中转述王国维的话：“奇大非偶。”），也有碍与罗振玉的师生名份，“但王妻艳罗财势，力主许姻。王极惧内，遂结婚”。罗振玉降辈后，他的小女儿和婆婆处不来，于是，王潜明往天津入赘罗家，再没有回到王国维身旁。

　　刘蕙孙云：“1924倾，王潜明从罗家移出，自组小家庭，不久患伤寒病死。海关（王潜明工作单位——引者注）循例与死者妻子抚恤金一千余元，款为王家领去。罗因向王言此款应归其女；王亦同意其说。”但王国维的妻子不同意将款交出，以死者丧葬费用为借口。罗振玉表示，儿子和女婿是一样的，王国维之子的丧葬费用由他来负担，但抚恤金应归女儿。“王无词以答，但其妻坚不给款。”“罗每见如索，言词上不免责其负义。”王国维是个“妻管严”，所有钱财都交媳妇管理，“王遂不敢见罗”，“遂出一死”。

　　对书中所述罗振玉家世和他伪造王国维遗折等内容，刘蕙孙在信中也讲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刘氏寄函溥仪，希望溥仪亲自撰文探讨“罗、王关系”，认为溥仪所说将视为“典要”，“对近代学术史是有作用的”。自己的目的是“提供些材料和线索”。

　　检《我的前半生（全本）》“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语，被1964年11月《我的前半生》第二次印刷本删削。但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并未采纳刘蕙孙所述王国维死因。盖刘氏信函对罗振玉的人品多有回护，而《我的前半生》对罗振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故所用史料另有出处——

　　我在特赦之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作者

　　溥仪终老都未写探讨“罗、王关系”的文章。而改革开放之后，刘蕙孙在研究罗振玉、王国维方面（包括人际关系与极富价值的学术关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文每每被方家征引。

李武裔转函浩然公

　　《我的前半生（全本）》第一章“我的家世”有叙述奕譞之事：“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还没有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有个吴大澂被他说中了，太后也果然拿出他的奏折来训斥了吴大澂。有人猜测这个奏折是在太后的授意下由我祖父补写的……”

　　李武裔于1964年9月8日致函“溥杰老先生”，谓“得知《我的前半生》一书成书前您曾费了一番心血，所以大胆向您提出了这点材料，并希望转告浩然公”（爱新觉罗?溥仪字浩然——引者注）。李武裔所提出的材料，即针对上引文字。

　　前些天拜读了《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晚清史料方面，又得到了许多新的识见，只是关于醇贤亲王议礼一节，偶于前实业部次长刘厚杰所撰《张謇传记》一书中，获见另一种说法录出供您参考。

　　其书45页以后，略谓自恭忠亲王退出军机，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阎敬铭、孙毓汶入阁。是时吴大澂密揭所请，牵涉到如果醇贤亲王上皇帝本生父名号，即不能再管理海军衙门，而军机处有紧要事件亦不再会同醇贤亲王办理。且则孝钦显皇太后亦不再能干政，故孙毓汶才以偷天换日手段，伪为醇贤亲王奏章，倒填光绪元年日期，即予具封章，并非真出于光绪元年。

　　“全本”的表述与李武裔的说法是有出入的。“全本”谓“有人猜测”奏折为太后授意，奕譞补写，李说则云乃孙毓汶“偷天换日”之举。李说否定了“全本”关于此折产生于光绪初年的叙述。检《我的前半生》1964年11月第二次印刷本，维护了“全本”关于此折产生于光绪初年的说法，但对表述作了如下修改：“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澂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澂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待了三年没敢出来。”可以看出，这个修改参考了李武裔的意见，但孙毓汶之事并未平衡上来，“有人猜测”之语却被平衡下去了。这个修改把包括醇贤亲王在内的所有朝臣都万万不能非议太后干政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了。

　　李武裔在信中说：“内子廷琳为尚瑾岳父廷璋胞妹。”不知他的这位大舅哥何许人也。从信中的口气看，至少溥杰认识“廷璋”。检《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溥仪转到群众出版社的信件，基本未见他留下的字迹，只是针对李武裔来信，溥仪于1964年9月28日致责任编辑短函一封：“王兰升同志：我收到了溥杰交来李武裔给他的信。内容对我们写的‘我的前半生’中有一些意见。希望收下此信，和领导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