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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市井俗情的关注描摹，早在《富萍》、《桃之夭夭》、《骄傲的皮匠》等作品里，王安忆即已做了细致展示，自然，这是现代生活的勃勃生机。上海的小市民社会在其绵密琐细的笔法下，隐约露出俗世的生存哲学来，有卑微却无龌龊，有繁琐却无庸俗，生命的本质在显现。试想，如此的笔法若离开现代社会，进入古代，会迸发出怎样的景观？王安忆以新作《天香》带我们回到了明代末年的上海，“沪上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

　　《天香》起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以上海申家之荣衰史为背景，“天香园绣”之流变为脉络，钩沉沪上社会文化及民间生活那一份“雅趣里的俗情”。申家因天时、地利、人和而造“天香园”，享誉沪上。申柯海娶妻小绸，恩爱甚笃，却因纳妾闵氏结怨，缠绕半生；闵氏将绣艺带入天香园，经深通才艺的小绸点染，创出“天香园绣”；后侄媳希昭青出于蓝，以书画意境入绣，更上层楼。申家衰落后，家中女性的绣艺竟撑起了所有的生活用度，为出人意表之想。出嫁后寡居的蕙兰更是设幔授艺，使“天香园绣”进入民间，成一代传奇。

　　如果说王安忆对《红楼梦》多有借镜，那是显在的。天香园之于大观园，申府之于贾府，以及那种繁华至极处后的衰败，处处使人会然于心。不过，王安忆的野心自然不会停步于此，她固然没有曹公作为时代亲历者的刻骨铭心，也难具其以一家之盛衰见出人性大悲摧的胸中丘壑；但作为新时代的回眸者，王安忆力图书写出独属于自己的观察来。《天香》不仅在意于家族史，也汲汲注目于沪上“城史”，更要写出那人间世的烟火气，也即“俗情”，“兴致勃勃做人的劲头”。这种劲头是大观园里所没有的。

　　上海，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奇葩，其文化传统之杂糅为欲梳理者提出一个大的难题。王安忆的这次着手，直接向上追溯数百年，抵达世事纷纭的晚明时期，这既由书中的主线“顾绣”（“天香园绣”原型）之出现年代决定，也与中国的市民社会成熟于此时息息相关。我们早已从“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中领略了其时的世态人情、悲欢离合，显然，王安忆的野心是要做现代意义的新诠释，以一个园子、一件物什的流变延展出一座城的文化传统来。

　　这个传统是什么？是俗与雅的糅合，是清雅夹杂在这俗世里。天香园建成之初，一场玩闹般的设市游戏即为恰切的隐喻。一群豪门富家的哥儿姐儿，在秀丽的园子里开起了集市，布肆、药铺、馒头摊、肉摊等，热火朝天，买卖兴隆，煞有介事；玩也玩过了，“园子里已经让糟践遍了”。他们的这番心血来潮不计成本，重在折腾，本为精致的人生，却甘愿埋首于烟火气里。后来柯海执着于制墨，阿潜为弋阳腔所迷，阿昉悄没声儿地开起了豆腐店，都算得上是“精致的淘气”，很有些对生活艺术的入迷探究。

　　天香园的女人们先头位置并不突出，因为爷儿们的折腾实在太欢势，不免暂时遮住了女性的身影。可一旦这大厦有将倾之态，爷儿们靠不住，女人们的天香园绣撑起了整个家。这绣艺的来历也颇耐思量，源于不识字的闵氏从苏州带来的实用技艺，在天香园经诗书通家点染成为清雅的艺术，处于审美的境界，而最终又重新返归实用，回到民间。自然，这一次返回已不是简单的回还，而是更高一层面的“归真”了，清雅与俗世并行。这岂止是一种绣艺的流变，分明是一座城的历史与性格，以及文化传统的承接与延续。王安忆下笔为绣艺，她却是在想着这座城。自然，这城与这绣在气质上是合着榫子的。

　　王安忆说，《天工开物》是在明代完成的，这帮助自己理解“顾绣”这一件出品里的含义，因为这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象征人对生产技术的认识与掌握已进步到自觉的阶段。而我进一步揣想，《天工开物》的年代，也正是上海之成为东南名邑的时代，即城史的初始；天香园绣的流变史也恰在此时，与沪上的城史相依而行，可说是一种隐喻。这绣从实用进入审美，又从审美重归实用，清雅依然，却不离烟火气，与沪上的文化风范何其相似，世俗的生活中总有精致的讲究，商业的氛围中亦不乏文化的包容。

　　话返回头，再说几句与《红楼梦》有关的言语。王安忆在相关访谈中也将《天香》与“红楼”做了少许比较，戏言，“自忖有一点比‘红楼’强，那就是‘红楼’没写完，而我写完了。”虽为笑谈，我却有一些延伸的感受，即《天香》虽完稿，结局未免失之潦草与单薄，匆匆交代人物后事，与前大半本书的极力铺陈十分不相称。联系到“红楼”，我时常有个大胆的想法：曹公的后四十回本子真的是遗失，还是已写出，自己无法满意这收尾，干脆不必传世？总之，鲜花着锦般极度繁盛之后的衰败不好写，尤其最末的收尾更是难以着笔，是人所共知的。王安忆想于繁盛与衰败间极力宕开一笔，给出一个新的希冀来，终究是笔力不足，让我们望而叹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