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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如果以作家王蒙去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这句话为序幕，一场关于中国文学是处在“高峰”还是“低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三个月。而掀起争论高潮的，是评论家陈晓明的一句“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紧随其后的清华学者肖鹰对此言辞激烈的反驳和批评，他甚至以“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为题撰文来表示自己的不赞同。 
　　确实，自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以来，很少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如此高调的赞美。“100年来，鲁迅的《阿Q正传》仍然是中国小说的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曹禺的《雷雨》、《日出》仍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散文方面，有多少作家超越了周氏兄弟？就说诗歌，抗战时期的艾青，四十年代的穆旦，我们超越了？你说现在的中国文学是处于最高点还是最低点？”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60年，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和文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我的标准，一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本身历史发展的过程；另一个标准是，我始终把中国文学放在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对比之中，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的作品都是我阅读和参照的背景，与它们比较，我们的文学确实显示出不同的风格。”陈晓明将自己的判断范围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文学作品之中。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公众认为普遍低落的当下写作中，拔出所谓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在当下文坛，如果有所谓的‘高度’，也绝不是精神的高度，而是技巧的高度，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技术和精神分开，但技术主义的崇拜从来不是健康的文学标准。”肖鹰则这样表示。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乱糟糟的局面，重估价值应该说是必要的，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健康良性的发展，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厘清，但我们如果不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这次重估最后的结果也必定是公说公的，婆言婆的，不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连真正的交流辩论也很难进行。”在争论声中，评论家韩春燕的话则显得比较中肯。 

　　争论: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之难 
　　紧跟着“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句论断，陈晓明的另一句话是，“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孤立。” 
　　确实，没有多少公开发言是站在他这边的。即使把这个“前所未有”限定在当代60年中，他的结论还是遭到完全对立的反驳:“我认为中国文学现在处于全面滑落的时代，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005年以后出现的。在当代，上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期，那时的文学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作家心灵充满理想而相对自由的创作。”肖鹰说。这个自称“做过作家梦的文学青年”，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此后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当代文学阅读，“但是提到的有争议的重要作品，大部分我都读过”。他坚持以“人文理想”为标准来审视今天的文学:“真正的文学一定要建立在有人文理想、心灵自由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达到了这种文学状态，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文学理想放弃了。” 
　　然而，处于风口浪尖的陈晓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采用更加谨慎的措词:“我觉得评价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度，不是随便找几部作品，觉得不行，就骂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不行，要看能不能举出最好的作品，这些最好的作品达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时代的文学，当然大部分作品是平庸之作。我们说西方文学的高度，也总是那几个作家，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也就写了十几个作家。而这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是有些大作品的，有些中国作家是走向成熟的。” 
　　陈晓明给出四个美学指标支持自己的观点:当下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并分别举出例子:“我举的这几部作品，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关键词是‘喊丧’；贾平凹的《秦腔》是讲述当代中国农村的危机和困境；阎连科的《受活》写的是‘残疾’；莫言的《生死疲劳》是历史变形记的问题。我肯定这几部作品恰恰是肯定它们强大的批判性，他们对过去文学方式的决绝和颠覆。” 
　　但陈晓明的“美学指标”在肖鹰这里行不通。“《秦腔》的确是细致地描写当代乡村颓败的景象，但贾平凹完全是用时代主义的心态，低于自然主义的手法，蓄意地去描写一些非常灰暗的景象，这对我们的文化心理有什么建设？”肖鹰坚持自己对文学的精英定义，“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是18世纪欧洲兴起的观念，不仅把文学限定在虚构、原创、想象的作品中，而且要求文学作品具有理想精神和高雅艺术。这个观念里包含着一种现代的、启蒙的文化意识。它天生的就是精英文化，它的核心判断标准都是人文关怀。任何一个文学时期，大量贩卖阴暗变态都不应该是文学应该采取的态度。” 
　　陈晓明的判断中，还有个重要观点“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比如库切的《耻》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小说，写中年男人的困境，从个人心理的困境引申出时代的政治的种族的问题。但中国的小说基本都是写历史，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写个人与历史的对抗，甚至是一群人在历史中的失败、错位……西方的文化是从浪漫主义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但中国的文化不是，它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不断的暴力革命、暴力历史对它的深远影响，人和家庭、家族被深深地卷入历史，它的书写从这里生发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根基、经验及美学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理解中国的小说。”“我认为，‘中国立场’之下有一个潜台词，我们要用中国的标准来判断中国的作品。为什么用西方的立场就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好处？我在跟顾彬交谈时，他对中国文学也有很多赞扬，比如对解放后老舍的写作，对王蒙的写作，对王安忆的《小鲍庄》，他还认为鲁迅是真正世界级的作家。这种中国的立场是虚假的立场，一种功利的说法，说简单点是护短，说重点是自欺欺人。”对于“中国立场”，肖鹰则持这样的看法。 
　　“现在，中国文学中的人文价值处于悬空状态。随着新媒介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大众文学中文化大民主意识的全面扩张，导致了对精英意识的颠覆和瓦解。原来追求高雅表达的文化精神，个性自由、启蒙主义、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等等文化精神被颠覆了。”肖鹰坚持对文学的“精英”定位，他甚至不愿把网络文学纳入他的“文学”范畴，而称为“网络写作”。 
　　他的激烈还包含着对当下批评的不满意，“当代文学有一个漏洞，就是那些有影响的批评家群体已经高度市场化。在普通读者仍然对学院派有一种信任和期待的情况下，他们的赞美，比书商直接推销自己的东西更具有欺骗性。一个有中国立场、中国文化判断力的人，面对当下写作，应该是持有严肃批评的态度，而不是逢迎。” 

　　“不要匆忙地替后来者作判断” 
　　“每隔十年、二十年，大家都会在对刚刚经过的文学重新评估，从书本论著的出版到文章的发表，这个工作没有间断过。这样的论证方式是作为正常的学术活动存在的。但现在这场争论，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格局都没有打开。他们的争论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话题，双方的观点也都出现过，只不过现在是把各自的观点再强化一下，将话题引到聚光灯下，让大家看看这个话题。”评论家杨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涉及到的作家，基本上只到先锋作家、知青作家，年轻的作家作品几乎很少涉及。仿佛那个时代的文学价值和写作方式才是文学的，后面的文学就不算文学。这样划分的文学标准不会有大的新意。我其实更关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哪些挑战，希望大家来讨论文学中新的增长点。” 
　　这场争论也让一个词语浮出水面——“标准”。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当正面的和负面的判断都言之凿凿时，如何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正确的“定位”？“六十年来，我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价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文学缺乏一个相对恒定的、能获得一致认可的评价标准。既然中国当代文学‘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那么这‘好’与‘不好’的参照系是什么？是跟自己的过去比，还是跟人家的现在比？这也是个问题。”韩春燕表示。有学者认为，这场讨论并非如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般，在同一价值平台或者话语系统进行真正对话，同时，也有人开始思考“好与坏”这些是非判断之后的深层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场争论还面对另一个问题:除了文学界的相关人士，有多少大众对中国文学究竟处在“高峰”还是“低谷”，有着欣喜或者沉痛的心情？或者说，这场讨论对作家的写作和普通读者的阅读是否会产生切身的影响？“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泡沫，如果又是吵完就忘，只留下几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几个人的名字，这样的争论对中国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有读者提出疑问。 

　　事实上，重新评价当代文学并非没有意义。“那些市场评论家们在不断鼓吹当下文学写作如何好，而这样一次讨论是从学术批评的层面，向社会、而不仅仅是批评家，把疮疤揭开，把盖子揭开，让社会民众看到种种危机和问题，让大家具体来思考，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发展？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中的作用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肖鹰认为。 
　　同时，有学者期待在“好”与“坏”之外，大家借此进行更深入的、鲜活的讨论:“比如说，纸质出版和网络共存的时代，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标准来讨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纸质出版中，传统作家的优势在何处？在网络上，郭敬明、张悦然这些人为什么做得比较好，他们靠的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说‘80后’‘90后’，这些年龄段的作家，他们的自我表述还在摸索中，社会对他们的认同也还在摸索中。这些工作还没有展开，就说哪个好，哪个坏，哪个作家一流，似乎为时过早。时间会有公论，我们不要匆忙地替后来者作出判断。”杨扬说。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