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书缘（足音）

                           戴逸（速写）     罗雪村绘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并刚刚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教学科研60年，著述等身，名满天下。但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足迹，只是说：“我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笔墨的一生。”

　　连环画启蒙：最终弃工学文

　　戴逸出生于江苏常熟。这是一方文化底蕴深厚的宝地，清代主持《古今图书集成》重编工作的蒋廷锡，曾任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都是常熟人。 

　　耳濡目染，使幼年的戴逸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那些绘有历史故事的连环画，就成了他最早的历史启蒙读物。当时，常熟城里有许多以出租连环画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背着藤篮，走街串巷，一个铜板就可以租几本书——戴逸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了租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连环画，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特别是其中一位会“说书”的租书人，能把历史故事说得头头是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听得年幼的戴逸如醉如痴。对历史的特殊爱好，也因此在戴逸的心底扎下了根。但是，高中毕业后，酷爱文史的戴逸却违心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这一是考虑到将来求职谋生的方便，二也是因为当时日本占领的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

　　然而，天遂人愿，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首次在上海招生，考场就设在交大戴逸所住的宿舍楼下。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前往一试，结果一举考上了名额很少的公费生——弃工学文，戴逸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步书刊影响：奔向解放区

　　进入北大之后，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展现在戴逸面前。图书馆的藏书，课堂上学识渊博的师长，都使戴逸如鱼得水，欣喜若狂。他贪婪地阅读，用心地听讲，尽情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宽松的学术氛围，自由的学术空气，影响着每一个青年学子。时值解放战争，各种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戴逸也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为满足学生寻求新知的要求，戴逸受学生会的委托，担负起管理百余册进步书刊的工作，不久又参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孑民图书室的筹建。他奔波于教师和同学之间，想方设法募集进步书刊，还尝试进行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终于使孑民图书室如期开馆。而戴逸自己，也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经常组织发起学生运动，不久就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也因为如此，戴逸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偌大的北京已无容身之处。有赖地下党组织的暗中帮助，戴逸得以逃离北大，奔向解放区，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戴逸原名戴秉衡。据说，之所以改名戴逸，就是为了铭记这段难忘的经历。

　　资料积累：夯实研究基础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戴逸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陶，又得以从事自己最喜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起来真是得心应手。数十年间，他始终兢兢业业地读书、教书、写书，笔墨耕耘，乐此不疲。

　　阅读戴逸的学术论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资料扎实，分析求实，结论平实。戴逸始终认为，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要准确地叙述历史，如实地反映历史，进而客观地解释历史，前提就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清代盛世君主乾隆是戴逸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为准确把握乾隆一生业绩及其所处时代，他以花甲之年，把多达1500卷、占据整个《清实录》1/3篇幅的《高宗实录》，从头至尾认真读了一遍，做了十几本读书笔记。为深入了解乾隆的内心世界，戴逸还一头扎进乾隆的诗文著述中，逐一阅读了乾隆创作的数万首诗和数百篇文章，摘抄了足有半尺厚的专题卡片。正是在丰厚的资料积累基础上，戴逸对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以及北京城市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撰成《乾隆帝及其时代》。这部书，也因此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文献整理：传承文化遗产

　　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编纂工作。在设计总体规划之初，他提出了纂修《清史》和整理文献档案同时进行的设想。在他看来，今日修史，应当扩大眼界，最大限度地抢救和整理清代文化遗产。这样做，既是为了修好《清史》，使之能有坚实的资料依据，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存珍贵的文献档案，以供学人阅读利用。为此，戴逸不仅亲自为《文献丛刊》和《档案丛刊》作序，而且直接过问诸多具体事宜。 

　　戴逸在谈到影响人生道路的种种因素时，深有感触地说：“书籍对人的影响恐怕是极为深刻、极为重要的。”确实，戴逸一生都在书里摸爬滚打，一生都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这一缘分仍在持续，让人期待他书写更灿烂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