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农民是我毕生的主题

　　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教授。1948年出生于重庆，1968年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1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1980年其超级写实主义的油画《父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83年赴欧洲考察学习。1998年起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其《父亲》、《巴山组画》等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采访手记

　　罗中立的讲述里，沉睡在蓝色雾蔼中的大巴山，经过风吹日晒而被染成土黄色，夕阳与明月，露水与翠鸟，爬木梯的母鸡，稻草垛里钻出来的小男孩，老农在雨中牵着牯牛慢慢走过……

　　我能想象得出，在画家的画布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片平静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沉默寡言的农民，他们吸引我的是一种乡谣式的东西，天然淳朴中有着童话或原始民歌般的味道。山乡田野的静，与城里人生活的浮躁、焦虑形成强烈的反差。

　　此时，已经是夜里12点，会展贵宾楼902套房。我采访的题目是“《父亲》以后的罗中立”，他说，这个题目我们带回美院去谈。我坚持要听完他如诗如歌的大巴山。他也无法。罗夫人只好独自睡了。

　　心仪已久。这是我第一次见罗中立。教授留寸头，身着深色条形体恤，交融着文人和农民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有几分超然灵秀，还有几分质朴、执著和内涵深厚，因为画家内心的定力，并且不事张扬。

　　他是一个对大巴山有着责任感的著名画家，在当今中国画坛可能很少有人像罗中立那样忠于农村题材并富有成就。当然他也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的，因为大巴山给他带来了名和利，一幅《父亲》使他成了各方面都很顺利的人。然后他一次次重回大巴山，他与邓家5代人结成了那种“亲缘”关系，他细致地观察着山里发生的事情。以他特有的角度对大巴山农民几十年来生活变迁做出一种原生态式的记录。

　　让我感动的是，他还是像当知青时那样与农民们挤在一个屋檐下烤火，一起品闻着呛人的叶子烟，他与所有乡亲亲密融洽，老人们仍叫他“罗二”，小孩子称他“二爷”，你完全可以想象30年的时间与环境是怎样塑造了一个艺术家及作品的。所以，我理解了他那句话：“农民是我不变的母题。”他要一辈子画大巴山。

　　罗中立在大巴山表现了一种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的情感联系，它是具体的、可见的，而绝不是一种抽象概念。它不是单向的馈赠，而是双向的给予，这里渗透着一种双向的人文关怀。

　　罗中立也有苦恼。沉重的父亲矗立在那里已经25年了。当代美术史上，直至今日尚未有任何绘画作品能比《父亲》赢得更多的受众和共鸣。此前，能有如此号召力的作品恐怕只有天安门上的领袖像，《父亲》实际上标志了一个从神到人的时代的开始。

　　罗中立一时名重。以至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定格在这张画上，而忽略了画家后20年的创作生涯。期间他经历了画风嬗变的漫长过程，在艺术上已经与《父亲》不能同日而语，但是现在人们除了《父亲》似乎不知道他的其他作品，这让他尴尬，而且他后期的一系列作品也未引起媒体太多的重视。

　　罗中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重画《父亲》的。做这种“不讨好”的事情，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无奈。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你要重画《父亲》？

　　罗中立(以下简称“罗”)：我是有这个想法，最早是给邓鸿谈了这件事，当时邓鸿还在修九寨的现代艺术馆，他说我给你留一个地方，留一块墙，你就在那个地方画上去。实际上这个想法还不成熟(笑)。

　　记：为什么要重画《父亲》？

　　罗：当时是在“中国百年肖像展”前，主办方希望我送两幅肖像作品，我平时肖像画得少，就有了再创作一幅《父亲》的想法。我觉得有意思。《父亲》面世20年了，我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都有了一些变化，艺术追求、绘画语言也不一样了，20年后再画同一题材的“父亲”，背景可能也会不一样，这里面应该有很多新东西。

　　记：重画《父亲》，还是农民的题材？

　　罗：对，还是农民题材，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记：重画自己的成名作，这需要勇气和超越，有人认为你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

　　罗：肯定会重画，但怎么画还没有考虑成熟。至于能否超越，我觉得作为画家个人来说，不应该关心太多。但有一点，当年的《父亲》是时代的产物，艺术上并不成熟。今天我想表达的是这20年来我对农民生活和绘画语言方面的体验，展现我对当代艺术的追求，它的风格和当年的《父亲》肯定不同。

　　记：但是人们已经把你定格在那个苦难的《父亲》上，大家能接受你的新东西吗？

　　罗：当年《父亲》的出现，正好与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反思相呼应。今天的艺术已经多元，不会有全国人民为一张画激动的事情了(笑)。

　　记：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看你当年的《父亲》，我想一定与你某种个人经历有关？

　　罗：对，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我们家住在重庆郊区土弯，家里有很多农村亲戚，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农村的亲戚里有人饿死，有的为了100斤包谷把娃娃卖到贵州，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共享一碗粥。小时候的记忆铭心刻骨，当年我读书的中学前有一片桐麻树，那些树皮都被我们剥来吃了，树也死了，我的书包里装的就是树皮。我们这代人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后来我到大巴山又经历了10年的农村生活，看到农民是苦到家了，我画《父亲》，想的就是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一画农民30年我的一生跟农民肯定分不开

　　记：最近在画什么新作？

　　罗：还是大巴山的题材，画农民。

　　记：你好像一直在画农民？

　　罗：画了30年了，到现在最吸引我目光的还是农民。我有两句话，一定要画你熟悉的东西，第二句话是，画你最喜欢最擅长的东西。农民是我的母题，我的一生跟农民肯定分不开的。

　　记：听说你每年要到大巴山写生？

　　罗：对。有时一年去两三次。

　　记：山沟里能有什么丰富多彩的东西？

　　罗：大巴山确实再普通、再平凡不过，可能很多人去了觉得无法画画，它不像藏区有不同的情调，不同的生存方式。但我在大巴山很冲动，村子里的水塘、牯牛、草垛、猪圈、木梯，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个意象。有时候我在城里画画，画到一定时候需要素材，一想就去了，大巴山已成了我创作的基地。我的创作路子就是这样，只有在下面画的草图最有感觉，晚上在很暗的灯光下画东西，那种光线和氛围，感觉画体透亮(笑)。

　　记：一个艺术家和山里人是怎么相处的？讲讲这几年你在大巴山的故事。

　　罗：已经没有故事了。邓凯旋(《父亲》原型之一)去世20年了，他的孙子也有孙子了，我和邓家5代人，30多年的关系，大人、娃娃，太熟了，语言已经不多了。我画我的画嘛，晚上住在邓家，只是每天睡觉前要用喷雾剂喷一下(笑)。

　　记：邓家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

　　罗：几年前还是黑白电视，一个老麻布蚊帐挂了几十年，还是我下乡时他爷爷挂的。邓家在平昌县农村算中等水平，那里的娃娃还要到山里捡桐籽、砸桐籽，换了钱再买鞋子。农民靠天吃饭，几十年没有多大改变。

　　记：我想知道在你眼里大巴山农民是个什么形象，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反复不断地走进那里？

　　罗：他们是沙漠中的骆驼，挨得饿、受得渴、忍得气，那里的老人和小孩，眼睛里都有一种温良、漠然的眼神，类似骆驼的眼神。他们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既有地域的味道，又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原生态的东西需要及时记录，不然就失去了。我每次回到那块土地，总是思绪很多，我的画其实是把现实的思考转换成了视觉艺术，是大巴山区农民几十年来生活变迁的一种记录。

　　记：你骨子里很有一种“文以载道”的使命感。

　　罗：没法，这代人的经历至今影响我创作上的思维方式。农村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缩影，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我强调艺术的当代性，如果说绘画艺术不能表现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占人口70%的农民，怎么体现艺术的公共性？当代艺术还有什么意义？

　　进步还是倒退？

　　罗中立的画越来越看不懂了

　　记：很多人喜欢你早期的写实作品，如《父亲》、《春蚕》等，他们说罗中立的画越来越看不懂了，认为你后来的画形象笨拙丑陋，像小学生的习作。

　　罗：(笑)观众还会认为我目前的作品的构图关系不对、用了粗重的造型语言、参差错杂的笔触，还有俗得不能再俗的色彩，如桃红、粉绿等。我在选择素材方面，甚至表现了农村生活中最日常最不值得描绘的画面，如起夜撒尿。我后期的作品人物造型墩实强壮，男人腰肢粗壮、女人乳房胞满，都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实，我用这些绘画语言都是为了展示那种农民文化的本色，大巴山文化的底蕴很厚重，生活的悖理和存在的别扭，生命的强悍和习惯的荒唐，这些都构成了一幅山野味极浓但又十分古怪的民俗画。

　　记：你的画风变了，是因为你1983年出国后，受了印象派影响？

　　罗：我在欧洲3年临摹了大量西方大师的作品，领略了世界油画历史的根脉，深感作为一个中国油画家，你的作品必须放在全球化语境中去，让人家一眼就能看出作品中有非常强烈的东方精神在里面，你的绘画语言必须本土化甚至民俗化，而作品的主题必须提升到普遍人性和生命意识的高度。其实“照相”式的《父亲》只能有一幅，当一个画家已经不满足这张画的时候，他总是会跃过这个阶段朝前走。但是观众不一样，喜欢《父亲》的人群不希望我脱离他们习惯了的欣赏轨迹。如果我在写实那条路上继续画下去，最终会被他们抛弃(笑)。

　　记：你后期作品没有了《父亲》的凝重、苦涩，转向一种平和的乡谣式的东西，这种情绪的变化是否表明你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

　　罗：其实从我毕业创作的《故乡》组画就已具有了写意性，已经脱离了极端写实的描写，那里的人和种种背景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过去的情感的传达，不是对贫穷的怀念，而是对天然而淳朴的乡村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人性化关系的真情留恋。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丧失了一些东西。我后期的画内主要想表达这样一种情绪，表现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人的最原始、最感人、最有生命力的那些东西。如大巴山农民的梳洗、恋爱、劳作、避雨、掌灯等。

　　当院长内心痛苦

　　一生的抱负突然被另一件事情改变了

　　记：当年的川美77、78届学生使川美油画颇富盛名，你身为四川美院的院长，怎样看川渝两地油画的发展？

　　罗：川美地处西部，条条框框少，特别适合艺术家的成长。四川油画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以不拘一格、敢为天下先的风格著称于世。中国近百年来美术变革的重镇，先在上海、广州，后在北京和内地，我认为第三次将在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当然，美院之间的较量，最终还要看出炉的人才。

　　记：你是一个艺术家，让你当官是个什么味道？

　　罗：我上任前后都无意当官，当然也就不怕丢官，敢作敢为。我们起用浪迹天涯的岛子执掌美术学系，邀请王广义、方力钧开讲座，足以让头脑僵化的人开窍。我们给老师们建造了200多套工作室，还买下一个坦克仓库，正在打造成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创作中心，全球有才华的职业艺术家都可以在这里创作一年至两年，我希望把这里办成一个黄埔，一个硅谷，一个艺术家的摇篮。

　　记：为什么无意当官？

　　罗：我现在只能画一些小画，这个损失对我们来说是可以量化的，我一年要画50幅画吧，当官6年损失大小画300幅，现在是第二届了。刚上来的时候，有一大堆行政工作，哪有时间画参展作品，画展马上到期了，心里头在哭。说实话我当这个院长内心是很痛苦的，那种感觉是一生的抱负突然被另一件事情改变了，我明知道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而车开上了一条岔路。

　　记：你当院长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罗：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你要反复问很多个问号，在问号中五六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唯一能得到安慰的是，这几年川美发展了。最可怕的是你少画了几百张画以后，再回到艺术领域你的状态丢掉了。就像很多有才华的人下海，说我挣了钱再回来，其实回不来了。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你一定要保持状态。有时候一天没有画画，晚上也要到画室去闻闻那个味道(笑)。沉重的《父亲》矗立在那里已经25年了。这部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其庞然大物般的浓重阴影遮住了艺术家罗中立，使他几无进退之路。20年，罗中立痛苦地试图超越自己，这种超越是悲壮的。与此相异的是，艺术家一直坚持画大巴山的农民，在艺术的多元时代，他属于少有的真正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公共艺术家。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