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我是祖国巨变的样本

      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1987年起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潘先生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出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包括北京万通新世纪广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北京万通理想世界(现改名为新城国际)。

    1995年潘石屹先生与妻子张欣女士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自公司创建以来，两人共同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分别为：SOHO现代城(10幢30层高的大厦，共包括2200套公寓和商铺，于2000年竣工)；博鳌蓝色海岸(115栋河畔豪华别墅，2002年竣工)；建外SOHO(北京心脏地带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之一，为北京引领创建了一个时尚现代化的商业社区，目前该项目尚在建设之中)；长城脚下的公社(由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完成的一个当代私人住宅建筑艺术收藏馆，并在200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大奖。

      记者：80年代末在海南是如何做起房地产的？

      潘石屹：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在机关呆了一年，觉得并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心里面很恐惧，所以就给组织部写了一个申请书，想申请停薪留职。但是却被组织除名。这一辈子被组织部门下发的第一份“红头”文件，很沮丧，心里比较难受，但是没有办法。当时正好有一个老师在深圳做生意，一直让我下海，后来就去了深圳，从部门副经理一直做到常务副总，公司就倒闭了，大概呆了1年多。

      之后经朋友介绍，就来到海南岛，开始是在一家叫兴海砖厂的做厂长。当时的目标是想做到海口秀英区最大的砖厂，但是进入90年代，海南的经济开始滑坡，投资人全部撤走，没有基建项目，没人盖房子，生产的砖就销不出去，工人没工资发，后来开始变卖资产，最后就只剩下一部吉普车和发动机。

      当时曾想过有两种生意可以做，第一是去做贸易，但是必须要有关系，能拿到钢材、彩电等的批文，就可以赚到钱，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关系。第二种就是觉得没有关系但可以在土地上做文章，就选择了房地产。当时做的第一笔房地产生意是转手一座快封顶的两层楼房，2300元每平方米买下来的，4300元每平米卖的，赚了100多万。后来又接连做了3-4个项目赚了一些钱。但是后来到海口市规划局想查看一个项目手续是否齐全时发现，海口市人均住宅面积已经严重过剩，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就北上，来到北京。

      记者：为何会选择北京市场？

      潘石屹：当时也去过兰州和甘肃其他的城市，但是都觉得不行，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行。最后还是决定去北京，一开始在西边做了万通新世界，SOHO中国成立之后在东三环外的原二锅头酒厂，就是现在的现代城，做起了第一个项目。虽然当时来说也并不是很靠市中心的位置，但是位于长安街的延伸线上，地铁正在修建。

      记者：1995年您与妻子张欣创办了红石实业，也就是SOHO中国的前身，当时的万通经营状况怎样？

      潘石屹：1992年起我们进军北京，1993年注册成立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在阜成门成功开发了万通新世界广场，当年项目的销售情况很好，写字楼销到3600多美金每平方米，是当时市价的3倍，广场12月24日才动工，11月初就销售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些销售业绩可以说在当时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有了钱，胆子也更大了，公司开始涉足其他许多陌生领域。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了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

      后来我对在万通的那段经历作了反思，万通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多元化经营，摊子铺得太开，到全国各地去投资。所以我得到的教训是，一定要专业化经营。1995年年初从万通出来后，我就下了决心，今后只做房地产一项。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不做别的行业，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没有钱做，而是“我听不明白的不做”，这就是我的投资原则。

      记者：SOHO几乎成了您的别名，如何理解SOHO这一概念？

      潘石屹：SOHO的英文是SmallOfficeHomeOffice，我们称为“居家办公”。而互联网是SOHO的根本，之所以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是因为互联网使世界变平。SOHO是人们对自由职业者的另一种称谓，同时亦代表一种自由、弹性而新型的工作方式。SOHO跟传统上班族最大的不同是不拘地点，时间自由。

      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在家办公的一类人，人们把他们称为SOHO族。这类人有了，但房地产开发商还没有为他们营造好适合于他们的房子，他们不得不先在原有的住宅中凑合。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电梯的速度慢，满足不了办公的要求，物业管理也不适合办公，空间布局上生活区和工作区无法分隔，电的容量和电话的容量不足，没有电脑网络的布线，社区内没有公共空间，不在商业办公中心区域，商业交往不便，等等。

      记者：您如何看中国这60年的变化？

      潘石屹：30多年前，我们家还吃着政府发的救济粮红薯干。为了能让全家都活下去，只好把我的两个妹妹送给别人家。选择送给的人家只要有一个条件：大一点的妹妹送的人家要有粮吃；小一点的妹妹因为正在吃奶，被送的人家要有一头正在产奶的奶羊。

      如果要选择一位中国近30年生活变化最大的人，我想非我莫属。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时代变化带给我的一切，我时刻不敢忘记过去的一切，稍有忘记内心就感到不安。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去看一看，喜欢在冬天的山野里行走。坐飞机坐经济舱，比坐在头等舱让空中小姐帮助换拖鞋、盖毛毯心里要踏实得多。这些都是在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要永远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六十年国庆这个大日子即将到来之际，除了服务社会和他人，我所能做的更多的是：谦卑地俯首在创造主的尊前，感谢这时代变化，感谢时代带给我们无尽的恩典。

      现在很多乐观的人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就像二百年前的英国、上世纪的美国。在企业界和体育界，这种乐观的情绪尤其明显。但是，全世界都在变化，一国唯大的时代过去了，一国唯大也不应该成为新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中国的未来将与全世界融合在一起发展和进步，与各民族、各国家的人们一起建设“人类一家”的新世界，也和各民族、各国家一起共同探索解决困难的办法，一起去战胜困难。每当提出“人类一家”的构想时，人们总是不加思索地认为“自私、侵略”是人的本性，是无可救药的，“和平、进步、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的。

      其实不然，“自私、侵略，偏见”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未成熟期的表现，人类社会正处在巨变中，这种巨变就是人类从不成熟期进入成熟期的成长过程。不要让眼前的局部战争、极端民族主义的行为遮蔽了我们憧憬美好新世界的双眼。成熟期的人类社会是“人类一家”的和平、和谐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变化离不开全人类成长变化的大背景，中国会与全人类一起走向成熟期，走向“人类一家”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