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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返乡时。春节即将来临，大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背起行囊，加入春运大军。春运现象既是中国传统节日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体现，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关注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他们出身农村，却有着明确的城市梦想，远离父辈眷恋的土地和故园，他们渐行渐远；然而，尽管城市在他们手中越来越丰富，但融入光鲜的城市生活，却有着重重阻碍。” 这道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所遭遇的尴尬。

　　城乡二元体制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城乡二元体制排斥农民工进城落户，抑制城市化的推进。在人口自由流动和要素完全按市场原则配置下，农民市民化是不受非市场因素干扰的。但是，在中国非市场因素通过城乡二元体制，严重干扰了农民向城市正常转移。

　　一方面，现行二元体制人为降低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还有，城乡居民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即使是与城镇居民干同样的工作，其工资只有城镇职工的50%左右。因此，在土地非农化和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城市政府都想在要素转移和流动中获取最大红利，但谁都不想承担要素转移和流动带来的成本。这就在体制上决定了农民一开始就失去本应归属自己的那部分发展资本，无形中削弱了他们进城落户的能力。

　　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还人为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城乡二元体制借助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我国居民分割在两个世界里，一边是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享受着较高福利待遇的城镇居民，一边是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农村居民。受既有体制限制，农民即使进城也很难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救助等诸多领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面对由制度设计上形成的种种门槛，想进城落户的农民被挡在城市入口处，他们是典型的“两栖人”,长期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奔波，这不但增加了进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成本，造成交通和社会管理等公共资源的浪费和短缺，还阻碍了城镇化进程，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支撑。

　　此外，长期的体制排斥正在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心理和意识排斥，他们认为城市是市民的，农民不应该挤进城市落户，在公园、图书馆、公共交通甚至商场等场所歧视农民，这给农民进城也造成了精神压力，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城的心理门槛。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一直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存在很大的“虚高”成分。

　　其中之一是农村地区“被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我国许多地、县改为市后，将大量周边农村划为市区，同时大中城市为了实现城市空间扩张，也将大量郊区县归并为市区，但这些被划归为市区的农村，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实现城市化，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是“农村”水平，农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也没有市民化。

　　其二是农村人口“被市民化”.按照统计局统计口径，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6978万人，但实际享受城市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在24223万农民工中，有15335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市化成果，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如果仅仅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市化率就会下降到38.5%,远远低于中下收入国家水平。

　　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口过多地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大城市拥挤不堪，这又迫使城市政府进一步强化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方面的管理，以阻止人口向大城市迁入。同时，中小城市（镇）在被政策忽视和公共资源以及公共权力上移情况下，基础设施条件差，公共服务不完善，产业发展成本高，使得人口向这里集聚的动力不足。

　　因此今后5-10年，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