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换个视角看中国

      当伤痛慢慢过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逆境中学到的往往比在顺境中得到的更多。 ——杨澜
　　杨澜 出生于1968年，媒体人、社会活动家。先后在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担任主持人，曾创办阳光卫视，现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两次参与北京申奥，见证了北京申奥成功。
　　从世界看东方
　　新京报：国庆期间，《杨澜访谈录》采访了7位政要，你的用意是什么？

   　杨澜：以前一直都是“东方看世界”，现在想换个视角，从“世界看东方”，目前已经采访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新加坡李光耀、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等。
　　　这些人和中国打交道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中国的重大事件的发展，他们能从政治家的角度观察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报：这些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杨澜：我采访了老布什，他曾经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办主任，他骑自行车上街时还被人围观过，那时候的中国人骑自行车就不多见，外国人就更稀奇，如今遍地都是轿车，外国人也很常见。
　　老布什还曾在基辛格访华的时候来过中国，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官员，他发现中国领导成员中靠后的位置坐着的是邓小平。后来他和邓小平都掌握了国家的政治力量，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很重要的接触。
　　通过一个外国领导人亲身经历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社会变得开放而自由，对比更加鲜明，也更加可信。

      新京报：你觉得这么多年来，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希望国家能再为你做些什么？
　　杨澜：哎呦，我怎么敢去要求国家为我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时代提供了父母那一代无法想象的机遇，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公开招聘主持人，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主持人可以自由发挥写自己的稿子、拥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过去不允许的，我能出国留学、出国采访，使得我能见识更大的世界和开放的观念。
　　等到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卫星电视开始广泛应用，新媒体网络兴起，以及如今的制播分离，整个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发展阶段。
　　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给我创造了机遇，让我有生逢其时的感觉，特别是我参加了两次申奥，如果早10年或者晚10年，都轮不到我来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那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你希望自己能再为国家做些什么？
　　杨澜：谈不到“为国家做什么”那么高，只是顺应国家发展的大潮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进入一个文化创意蓬勃发展的时代，所有的媒介都带着国际观念在运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在努力通过媒体的方式，把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传播出去，包括我做的“澜珠宝”，便是让东方的设计进入国际的视野。
　　做主持人是巧合
　　新京报：做主持人是你的理想吗？你曾经的理想是什么？
　　杨澜：我能够开始做主持人完全是一个巧合，我大学里学“英美文学”，毕业希望从事文化交流和对外经贸的工作，当时也已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找到工作。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学校推荐去当主持人，没想到是当时那么受关注的《正大综艺》，第一次做主持人好像是机遇大于准备。
　　不过，10个月之后，我就发现过去的知识储备、舞台经验都是为这个工作来做准备，所以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
　　我当时就是想当一个好的电视人，并没有把做主持人当成理想。当时我可以走“播音员”的职业，但我坚持要“编导”。我作为编导制作的《外国文艺》当时也获过奖项。

       新京报：《天下女人》改版之后，似乎更加综艺化了，这是你的目的吗？
      杨澜：我在《天下女人》中关注的话题还是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我也会做像章子怡这些明星的访问，同时也做一些社会新闻方面的话题。
　　比如说前一段请杭州胡斌飙车案受害者谭卓的父母来到现场，谈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来。
　　还有比如说网络上的热点人物如西单女孩，去展示她们生活艰辛的一面和个性乐观的一面，这些都比较接近社会性，而不是娱乐性。
　　父母教育我要有真本事
　　新京报：从父母身上，通过什么事情，你学到了哪些美德？
　　杨澜：父母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们家现在三代同堂，生活在一起。
　　父母一直在为我操心，我现在这样投入工作，他们就需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
　　父母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两方面，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但是他们并不是娇生惯养，我念中学的时候，要为家里准备晚饭、换煤气罐，拖地的时候，他们还要求我不仅要把家里的地拖了，还要把楼道里的地都拖了，这就让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就知道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还有一点他们和我说，女孩子一定要有真本事，不要吃软饭，这一点听起来有点老套，但还是代表一种价值观，后来，我在社会上做人做事还是有自己的主见，虽然也会遇到各种诱惑，但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
　　入行20年很幸福
　　新京报：你最骄傲自己做的哪件事？你有没有做过让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的一件事？
　　杨澜：我最开心的事情是不断从工作当中得到乐趣。如果我只是勉强接受这份工作的话，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这么忙碌的时候，还做得那么起劲，每一次采访和策划，我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做好，工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在付出，我能从中得到能量。
　　至于第二个问题，没有错误的事情，只有不成功的事情。
      2000年，我和我先生开创了华语地区第一条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2004年因为商业模式出了点问题，忍痛把它卖掉了，这对我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时非常灰心，认为自己没有做好。
　　不过我相信无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一次磨砺，我把它当成是上天安排的挫折。过一段时间，当伤痛慢慢过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逆境中学到的往往比在顺境中得到的更多。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是幸福？现在觉得自己幸福吗？
　　杨澜：我觉得幸福与否是早晨起来对新的一天充满信心还是非常倦怠，我也有倦怠的时候，但更多地是开心地去过每一天，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今年年底是我入行20周年，我觉得20年了还这么努力地工作，也是件幸福的事。 　　　
　　中国进入一个文化创意蓬勃发展的时代，所有的媒介都带着国际观念在运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在努力通过媒体的方式，把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