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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存，还是要面子？”每当出现城管与小贩冲突的新闻，社会舆论总会发出这样的质问。质问的对象除了作为当事一方的城管外，还有地方政府。“生存”与“面子”真是一对解不开的死结吗？2011年8月，人民网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来到我国两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与珠海采访。

　　除了坚守别无选择

　　8月9日，人民网记者到达深圳。数日后，这里将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根据惯例，每逢重大国际性活动之前，城市的领导者都会要求对治安、市容等工作进行严格治理。

　　这种时期，街头小商贩也将备受“关照”，但即便如此，深圳的街头小商贩却仍在“坚守”。“要开大运会嘛，以前晚上九点、十点就出来了，现在要到午夜十一二点。”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正如该司机所言，在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地区附近某路段，直到午夜十二时才看见有小贩陆续出摊。记者以普通游客身份与一位买小饰品的摊主攀谈。

　　记者：怎么才出来啊？这么晚了。

　　摊主：开大运会啊，城管管得严。

　　记者：那要摆到几点呢？

　　摊主：两三点吧。

　　记者：这么一会儿能挣到钱吗？又不是周末，没多少人啊。

　　摊主：这月肯定受影响，但不出摊吃什么啊？

　　“不出摊吃什么？”这个问题，小贩的“对立面”——城管也认为不可回避。深圳市城管局所属城管研究所所长胡振华主张，应该“跳出城管看城管”，小贩与城管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尚不完善。

　　资料显示，在城市中的小贩多来自农村，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要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生活负担相当沉重。但另一方面，他们掌握的劳动技术有限，就业难度大，即便能谋到一份工作，收入一般也很微薄，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

　　深圳和珠海都是外来人口很多的城市，人民网记者在两市街头采访期间，许多小贩都向记者表示，但凡能有一份收入过得去的工作，谁愿意过这种成天被人撵的生活？

　　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志岿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城乡之间生活成本趋同，而收入差距扩大，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城市的正式经济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剩余的人就只有在非正式经济部门谋生。

　城管注定扮演“黑脸”

　　其实，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贩相比，作为执法者的城管往往也没有更多选择余地，以至于在对城管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城管领导还是基层执法队员，记者不断能听到“我们才是弱势群体”、“我们被妖魔化了”、“媒体对我们有偏见”等声音。

　　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成立于1997年。为解决城市长期快速膨胀过程中伴生的许多管理难题，当时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建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赋予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是现行体制下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这就注定城管在多数情况下将扮演“黑脸”的角色。深圳南山区一位城管干部对记者说：“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是让群众得实惠，即便没有付出100%的努力，也会得到表扬。但我们城管却是给人找麻烦，做得越多越挨骂！”事实也证明，自从城管队伍成立以来，关于城管的各种负面新闻几乎从未从媒体视线中消失。在网络上，各种调侃城管队伍，甚至带有羞辱意味的段子也比比皆是。

　　8月15日，在珠海市狮山路，经营着一家大排档的阮先生，因为店铺狭小必须占道经营而被查处。面对记者采访，阮先生对城管的执法却毫无怨言：“他们没有错，我知道他们是按照规定在执法，我只希望政府能给我们生活在底层的人更多宽容。”

　　阮先生“不怪城管怪政府”的话语也点出了城管在解决与小贩矛盾中的局限性。在目前的行政架构中，城管部门更多地是体现“执行”的职能，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则相对弱势。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研究员认为：“小贩与城管双方的权利都是正当的。城管有时采取暴力执法，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都处在压力型体制之下，任务指标被层层分解，各级官员必须‘向上看’，这就极易导致工作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

　　市容宽严谁说了算？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城管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市领导，一是市民。

　　与公安、交通等中央有“部”、省里有“厅”，市里有“局”的部门不同，城管机构在中央和各省政府（直辖市除外）层级没有专门的业务指导机构，各地城管执法尺度主要是依据“市容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当任主要市领导的治理和发展理念。深圳市城管局局长蒙敬航告诉记者，对于小贩生存与市容环境之间如何平衡，各地市领导的观点存在分歧。

　　不过从总体来看，各地政府对市容的要求是偏严的。蒙敬航表示：“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提升市容环境也等于提升投资环境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记者了解到，这是市容备受各地领导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公，通过招商引资的途径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带来的现实利益远大于放宽对小贩的管理所带来的好处；于私，对各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中，经济成就都占最大权重。

　　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近年对市容问题关注的积极性也明显提升。但随着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公民群体之间权利诉求也存在较大的鸿沟。部分人群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而其他人群则更看重“物美价廉”的生活，两者间仍然缺乏包容。

　　记者采访被珠海城管查处的阮先生时，一群旁观者围拢了上来。其中一个自称住在附近的居民对记者说：“我支持他，在他这里吃一个炒粉只要几块钱，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大餐馆！”但阮先生也知道，之所以被查处，同样是因为有附近的居民举报了他。

　　深圳南山区某城管负责人告诉人民网记者，目前该区只要市民举报违法的情况属实即可立案，每一个案件的办理进度都会在联网的电脑中显示，有关领导可以随时查阅到，而办案情况与城管队员的考核息息相关。这样，普通市民的举报就可以迅速转化成上级领导的压力，并进而影响队员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普通城管队员来说，深究哪方代表多数民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级往往不关心过程，何时结案才是考核的客观数据。据记者了解，一些城管采取激烈的执法手段就是由于案件的“限期”将至。

　　由此可见，城管队伍是被夹在了两种群众利益之间，但令他们感到十分委屈的是，在真正采取执法行动的时候，往往属于少数派的“原告”却“躲”起来了，变成城管与“被告”“单挑”。有城管队员不无感叹地对记者表示，同样为民办事，为何我们只闻骂声，不闻掌声？
 法律不敌“潜规则”？

    上级的压力、复杂的民情、制度的困境、舆论的偏见……种种因素使城管对工作变得异常敏感。

    记者在随珠海市香洲区城管分局体验执法的过程中，亲历了一次暴力抗法事件。执法过程中，店主情绪激动，不仅恶言挑衅，还多次率领手下伙计试图抢回被暂扣的桌椅。眼见违法设备将被拉走，一店员被城管队员推搡时佯装被殴，倒在执法车前拦住去路，以期制造“城管打人”的事故。不过城管分局一早已特意安排了人员将整个执法过程拍摄了下来，机关干部说：“这是留着在遭受莫名之冤时作为呈堂证供。”

    某城管干部私下向人民网记者透露：“如果不是遇到什么大检查，或者领导盯得紧，我们很少采取强硬手段。” 

    据记者了解，由于彼此“太熟悉”，而且都不希望发生过激事件，一些地方的城管与小贩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默契的“潜规则”。比如，小贩对城管上下班时间都心中有谱。一日午后，在珠海街头，一个卖菠萝蜜的小贩就对记者说，他就是趁城管午休的时间出来“活动”的。

    此外，积极“配合”城管工作也是小贩群体中一条通行的生存法则。城管巡逻一开始都会口头警告，而小贩一旦“活动”时不小心碰上城管，就“听话收一阵”，等他们离开后再摆出来。这条法则的好处是让城管队员容易向上级交代：不是城管不作为，也不是执法没有效果。等他们再出动，案件已经刷新，可以原样循环。

    某城管队员表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不敢出事。（如果）发生冲突，公安不会说小贩妨碍公务，一般只会当普通民事案件（处理），把当事双方都带走。”

    蒙敬航认为，相较于公安机关，城管执法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仅对违法物品有处置权，缺乏威慑力，如果当事人拒绝配合，连其姓名、住址都无法知道，这一点让城管的执法效率大为降低。

    “潜规则”带来了“和谐”，却冷落了法律。如果这种非法的默契长期存在，遭到嘲讽的最终必然是政府的公信力。但是，小贩与城管同为“弱势群体”，如果不这样又将怎样呢？

    为民开通“六尺巷”

    我国古代有一个关于“六尺巷”的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宰相张英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发生争执。两家宅地都是祖业，年代久远，界限成了一笔糊涂账。两家互不相让，张家人只好飞书抵京把事情告诉张英，想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张英阅过来信，释然一笑，挥起大笔写了一首打油诗：“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得张英复信，家人知其心意，主动将垣墙拆让三尺。邻居吴家见“宰相肚里能撑船”，深受感动，也后退三尺建墙。于是两宅之间留下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成为传世美谈。“六尺巷”的典故告诉世人，唯有包容谦让，才能使邻里和睦、社会和谐。

    小贩屡禁不绝，与城管冲突不断，一定程度上是过去我国城市发展只重数字不重民生的历史苦果。要解决这对矛盾，首先应当反思的是城市治理和发展的理念。

    资料显示，我国有许多地级市都提出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今年初国家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则反复强调城市化要“积极稳妥”，要求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这也要求有关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回归理性，回归现实。

    “生存”与“面子”并非一对解不开的死疙瘩，关键在于城市的“宰相”们有没有如张英般“能撑船的肚量”。目前部分城市的“市容条例”过于严格，等于让被迫“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失地农民，“被断了后路又被堵了前门。”而一些城市也意识到，完全禁止小贩，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既影响到部分基层群众的生存，也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于是创新采取了允许小贩限时段、限地域经营等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谢志岿认为，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可以适当牺牲一点“秩序”来保障民生。

    深圳市知名基层工作者敖建南告诉人民网记者，目前深圳居民反映强烈的是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的烧烤摊档和夜间露天大排档问题，但对类似补衣修鞋等便民服务的小摊点，反而希望多设立一些。

    不过，在呼吁政府更宽容地对待小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小贩经济”的负面效果如食品安全的隐忧、环境卫生污染、道路交通受影响等，同样真实存在。因此，完全放开也不符合城市发展的需求。

    专家建议，可以尝试对商品和服务种类，通过居民自治机构，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实行许可制的管理方法。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研究员在台湾的士林夜市看到，即便一个摊位很小的店主，所使用的纸杯都是特制的，印有门店的Logo、网址、电话等。据此，她认为，如果解决了“产权”问题，让摊贩能够相对“固定”经营，便能培养他们的品牌意识，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卫生及品质问题就能自然消解。

    小贩与城管在相互博弈中维持平衡。尽管有些小贩能理解城管的苦衷，但媒体与社会舆论却一边倒的站在小贩这边，谴责的矛头指向了城管。那么媒体眼中的城管又是什么样子呢？请看人民网“城管十问”第六期：中国城管是否被传媒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