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作家村”5年消亡原因何在？

      曾经喧嚣的宝安“作家村”静静地消失了。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上合社区（上合村）31区曾因内地作家纷纷入驻而备受海内外媒体关注，上合村由此被人冠之“作家村”的美名，当地政府甚至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作家村”，并复制深圳将油画产业化的大芬油画村模式，拟在“作家村”发展文化创业产业组建“写作村”。但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作家村”从2004年兴盛立村，在短短的5年内迅速消亡，作家们纷纷散去，最后一名作家叶耳最近也撤离“作家村”。作家们的迅速离去究竟原因何在？
缘起：文学爱好者催生“作家村”
      据深圳宝安区作协秘书长、作家唐成茂介绍，大概在2004年秋，一名曾在武汉、佛山、深圳等地打工原名叫王世孝的湖北小伙子来到上合村31区开始写作，由于他的文学梦想带来一大批文学爱好者进入31区，叶耳、曾五定、卫鸦、徐一行、刘小骥、叶曾等一批文学爱好者先后入驻作家村，最多时这里的作家发展到20多人。这批人每天都在出租屋内进行各类文学创作，然后集体到附近宝安公园进行文学交流。
      这批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宝安大浪、龙华、福永、沙井、新安等街道的打工者，也有一些人本身来自文化圈，像徐一行此前是国内知名纯文学刊物《长篇小说选刊》的编辑，他一直希望写点东西，最后他找到宝安31区落脚成为“作家村”的一员。
      由于文学爱好者不断涌入，“作家村”一度人满为患，按照叶耳的说法，当时深圳周边有很多文学梦想的人纷纷进驻“作家村”，甚至有“文学票友”放弃在深圳关内的宽敞房子专门跑到31区租个小房子开始写作。最后叶耳等人在村里立了几条入村规矩：要有一定的文学写作潜质；要心怀伟大的梦想；要有做人的品质；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等。入驻“作家村”的人在这里先后完成了很多文学作品，甚至有不少还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

兴盛：投奔此地只因为“纯”
      2005年底，作家曾五定来到31区，虽然说有堂弟叶耳先来的原因，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吸引他到31区的主要还是那个地方“纯纯”的创作氛围。那时一群人只在那安静地写作，什么都不管，下午到宝安公园跑步，相互交流写作心得，看文章、改文章，大家都可以进步。曾五定表示，能在一个地方安静构想好了东西，然后写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在这群人中间，包括徐一行在内有不少人当时都有光鲜的身份，但最终都彻底放弃了当时手头的工作，进入到清贫却可以纯粹为理想而写作的生活状态。
      对于31区，曾五定有很深的感情：那时的确有很多媒体关注31区，但我们没有一点浮躁。曾五定指出，31区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是因为它有纯做文学的人在那呆着，如果人都走了，31区也就不存在了。

转折：经济压力迫使人们离开
     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作家忙于写作，一些作家生活来源有限，加上年轻人有些开始结婚生子，房租也从当年的400多元涨到800元左右，生活上压力增大，有时甚至饿肚子，由此他们也被人讥为“饿肚子作家”，生存压力迫使他们重新选择生活方式。一年多以后，作家陆续离开。
      据唐成茂讲述，由于他们不是体制内的作家，生存成了他们比较大的问题，离开31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生存上的压力。
      记者随后调查，这批人当时都没有工作，成天在出租屋内埋头创作，希望能写出好作品，但现实生存问题接踵而至。到今年，这里一房一厅加上房租、水电、物管接近1000元，这种费用对于一些没有太多经济来源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大压力。
      曾五定对记者说，在31区待了差不多两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分析原因，生活与写作的矛盾就是核心。他可能追求可以纯写作的环境，但是家里需要读书的儿女却是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目前曾五定为了寻找另外一个可以兼顾工作、减少租金的地方最终离开了31区，开始了自己此前不愿意做的兼职生活。他事后告诉记者，文学创作的稿费很低，它带来的是个人满足感，而没有钱对于家庭而言则是失败。
      其间，后来在文坛上颇有声名、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王十月先行离开到广州发展。到今年5月，村里的作家只剩下最后一名坚守者叶耳。随后，他也感到“作家村”不再存在，决定搬走，在宝安另一地与妻子孩子同住。至此，当年的“作家村”已空无一人。
      据新安街道上合村副书记黄东源分析，这些人在他们村里生活，他和其中一些作家都有交往，他认为生存的确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对此，他一直清楚但无力解决。

衰退：复制“大芬村”无疾而终
      据唐成茂回忆，当时宝安对于“作家村”的发展态势很关注，政府层面甚至希望借这批作家之力发展宝安文学创意产业，甚至希望能复制深圳另一个文化村——大芬油画村的模式发展文化产业。当时宝安区、新安街道帮他们多方选址，希望为这批人提供一个免费办公场所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但事情到最后却没有办成，场地由于租金问题一直没有谈下来，政府层面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写作场所问题。
      此后，宝安方面针对这批作家先后出台了资金奖励、招调户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比如由政府支付工资以维持他们日常创作的开支，为一部分作家解决户口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宝安方面一共只批准了5名人员调入深圳，随后就停止调动，由于不同负责人的意见有分歧，导致政策并没有连贯性。

作协秘书长于爱成：无限放大写作是离散内因
      深圳作协秘书长于爱成表示，作为作协负责人他一直关注着31区的起起落落，他认为31区打工群体的聚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是它的消失有其必然原因。31区聚集了一批人以后，吸引了不少目光，但是文学创作本身是个体行为，如果因此而产生无限的幻想，无限放大写作，并认为可以不用工作，单纯写作就能谋生这就是个认识上的误区，这也必将导致日后的离散。
      他认为，31区的确有几名文学素养不错的人，但是他们毕竟是名气不大的文学爱好者，有文学梦想，一腔的热情，学历低，很多人也都已经结婚生子，文学梦想与生存压力之间的矛盾是很现实的。虽然深圳市政府和宝安也给予了很多政策上的扶持，但是“支持不足以谋生”，加上他们的“创作实力毕竟有限”，为了生活寻找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出路也是必然的。

曾经的硕果：滋润了庞大的宝安作家群
      去年底，宝安方面审定通过的《深圳市宝安区文学作品奖励暂行办法》对文学作品的奖励条件大大放宽，“基本上在公认的文学名刊上发表的，都可以获得奖励，最高的甚至达到20万元。”按规定，“凡获得国家级奖项如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给予2万元奖金，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的，向政府另行申请专项奖励资金，奖励最低标准为20万元等。”
      据宝安作协的统计，从2000年宝安作协成立之初的100余人，如今已发展到300名会员，其中80%是打工者。这支近200人的打工作家队伍，加入省级作协的有12人，中国作协的有2人，有17位作者先后出版29部文学专著。很多“打工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品》等国内大型文化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