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历史方位与发展模式转换
- 作者：李锦 来源：中国名网 发布时间：2011-03-04
（ 一）站在新世纪时空坐标上纵观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是怎样一个时刻，即将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是中国企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又一座里程碑。
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我们有了一个认清中国企业历史方位的最佳视角。
（ 二）中国企业在她走过的60年风雨历程中公布过11次纲要，而每一次纲要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历史条件都不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历史任务也就不同。
在唯物史观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讨的对象具有历史规则性,不能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永久化。新的时段必有新的经济关系、新的发展模式。
“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五年规划，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十二五”规划实施前，中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
这些，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的差别，并将决定中国企业能否正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自觉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国企业历史方位的转变与国家现代化历史方位的转变进程是同步的，对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的认知经历了由不成熟、不自觉到逐步成熟、逐渐自觉的过程。
（三）为什么对历史方位的判断如此重要？
马克思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谓方位，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所谓挑战，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胡锦涛总书记认为，“这是一个涉及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胜利实现我国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毫无疑问，这也是设计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将决定企业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发展模式的问题。
对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对企业家的种种忧虑的回答。有人说，这是一个飞速发展、陵谷交替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生的希望和死的恐惧共存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变革与重组交织、冰水与热火交融的时代。
有调查发现，接近九成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压力较大”，并且比重有所上升。医药、造纸、化纤、钢铁和汽车等重化工行业的企业家压力相对较大，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普遍“压力很大”。
（四）历史方位是中国企业把握历史矛盾及其演化的依据。历史方位是我们用来理解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和战略部署的中心线索或钥匙。
哲学家培根总结，“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之初，中国企业家尤其需要睿智，需要思想。
今年两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重要的会议，两会所提出的部署都是历史任务的展开、说明和延伸。十二五的特殊历史方位，可以从时间、空间、实践、理论的四个坐标上予以辨认。
（五）时间坐标——
历史的进程是一套简单而又复杂的逻辑法则，“三”常作为一个独立定义出现。有“三”的出现，逻辑体系就有了活下去的生命力，所以老子说：“三生万物。”
我们且从远到近，叙说大历史到小历史的“三个阶段”。
先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今天的中国，处于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正好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相交叠：本世纪头20年的中国发展关键期，赛程正好过半。“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已经迈过，正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距建党一百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还剩下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进入紧迫而关键的第三阶段。
（六）从一个世纪历史的纵深视野审视，中国企业面临第三次历史方位的大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企业的历史方位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工人阶级从剥夺私有制的革命手腕转变为应用国有企业来推进社会主义国度工业化，国有企业经历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制度基础而存在。
第二次转变，是从1978年12月开始，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隶属物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的资本经营者。转变从最初的承包和租赁运营,到放权让利,到两步利改税,再到树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第二次转变的结果是国有企业运作的目的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已经形成，但是转型尚未完成。
第三次的转变，是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阶段”，进入以企业全面转型和提升为核心任务的“质的提高阶段”。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摒弃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追求速度型的粗放模式，迈进以创新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地；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七）回顾中国企业经济改革30年，中国的企业发展也呈现出三个阶段的脉络。
1978年至1992年，是商品主导经济活动时期，商业活动获利最大、最快，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商品流通与交换。
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企业发展进入产业资本主导经济时期。这一阶段商品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强，以产业为主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都获得长足发展，而以原料与市场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地区差距扩大。
到了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经济结构失调表现更为突出，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的提法应时而生。
（八）回顾十一五这个暂短的时段，中国的企业发展也呈现三个阶段。
从2006开局之年“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局面，7月强调要遏制经济增长过热的宏观调控任务。在调控半程之后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与世界的企业一起，在巨大的经济强震中求生自救。第三个阶段是以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表到内，由远及近，兴衰更替的历史脚印是那样地清晰可辨。转变的时间几乎都集中在十一五到十二个五年这一时间段。
（九） 空间坐标——
世情、国情、社情和民情，是中国企业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的依据。
察世情。企业的历史命运其实只是人类现代化命运的缩影。从人类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按时序可以把世界400年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接着是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获得转移的机械设备、资金、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大循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的曙光，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模式。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在四代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尤其严重的是，在上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更加深了中国企业现代化建设的难度。
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中国的企业长期停留在国际产业链“U”型曲线的中间段。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工业化道路上狂奔疾走30多年，但仍然被压制在“U”型曲线的低凹部。
有人曾提出应沿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或后发达国家如韩国当初走过的成功之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历史发展常识的观点。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企业牢固地控制技术尖端。照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走下去是行不通的，中国企业必须另寻新路。
（十）观国情。中国2006-2010年GDP增速分别达到11.6％，13％，9.6％，9.1％，10.1%的高增长，从而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超越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激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我国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在巨变面前必须看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在100位以后，还有2300万绝对贫困人口。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发展方式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而发达国家意图在“后危机时代”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布局，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不能从大国变为强国，使得走完现代化的“后半程”异常艰难。
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企业占国家税收的90％以上。中国现代化在于企业现代化，企业现代化支撑着中国现代化的主体，而且是衡量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之一。
（十一）看社情。企业改革与发展从来不仅在企业本身，而且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单纯的“经济改革”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断裂带，表现在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实物生产与消费的巨大断裂。
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是由金融体系本身的巨大病灶所引起的。先是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后是流动性太强，产能局部过剩。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严重的实体空心化；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造成消费难以刺激。实物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大的断裂带。
在中国经济带着连续五年的加速增长进入“十二五”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日益行进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可承受边缘。以“十一五”的开局之时看，中国消耗了世界上４０％左右的煤炭、５０％左右的水泥、６０％左右的钢铁和７０％左右的油气，却只创造了占世界５％左右的ＧＤＰ，单位ＧＤＰ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５倍以上。
中国企业的重大成就是化掉了2。5亿农民工，农民纯收入53%是打工收入，然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成为中小企业成本攀升的重要因素。这正在构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十二）知民情。当“以人为本”声浪在华夏大地上一遍遍涌起，才发现我们走的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
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生存需求已经解决后，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强。这就决定了今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期待，要求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历史经验表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积极因素，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企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事业发展的契机。
（十三）实践坐标 ——
有目的才能放矢，知实事后方能求是。中国企业自身的现状与需求是衡量历史方位的根本依据。结构的失衡、方式的粗放与速度增长的矛盾是那样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金融危机的突然侵入，使得中华民族不得不再次“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对于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而中国经济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来自结构的失衡。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突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60%以上。而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发展速度、轻发展质量，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五重五轻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
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不仅是自身的落后，还有外界强大的压迫与欺凌。历史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与技术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则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
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已占43席，然而100多个大型国有企业竟无一个世界品牌，不是我们不想，而是冲不出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简单地认为我们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看来并不科学。
（十四）思想坐标——
主题是引导思想的旗帜，旗帜是前行的方向。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这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思想坐标。这种思想表述，从十一五开始，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深刻。
“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来抓”，2005年12月的表述看出新的主张露出端倪。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从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看出新的任务迫在眉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看出新的认识在飞跃升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在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
2008年8月后的金融危机，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金融危机对中华民族的最大馈赠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护国之宝、济世之方。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出台各类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不得不暂时搁置调整政策，被迫作出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虽然经济在短期内出现了政策性的反弹,却为长期经济失衡加剧埋下伏笔，使得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努力,并未在十一五规划期内取得重大突破。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四大红利:即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红利,全球化的产业转移红利,土地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由此形成了制度、出口、投资和工业化的增长动力。然而,进入后危机期,上述动力进入递减阶段。这就使得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响彻中华大地的时代最强音。
2010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一连用了40多个“快“字，语气急切，使得全世界感受到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不我待乃至命悬于一线之感。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敏锐洞察，是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航船的战略抉择。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与中国企业命运生死攸关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前途的又一次重要抉择，是决定中国企业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十五）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
正是金融危机的漫天风雨使得整个中华民族认定转变发展方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选择，一种图生救亡的重大选择。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以中国企业为主要承担者，推动中国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这次“发展方式”转型，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跃上一个新境界”。
（十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种深刻变革，2011—2015，中国企业面临的“四个时期”
既然是新的时期开始，必然有旧的抵触。新生儿出生有个艰难分娩的过程，新模式的诞生必然有阵阵痛苦。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中国企业新模式的出现，也是一种深刻变革。
其一是“转型期”，即我国经济发展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时期。如经济从快速增长阶段转向均衡增长阶段，要求是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阶段转向完善阶段，要求是真正的“全民经济”、“富民经济”；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要求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改革重点从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阶段转向以政府改革为关键阶段，要求是政府应真正成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企业的转型，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转型。
其二是“两难期”，即我国正处于新方案择择的困难时期。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就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的不稳定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表层的、好改的、易见效的障碍大多已突破，现在面临的多是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是难啃的硬骨头，如所有制的改革如何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国有大型垄断型企业改革如何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深化税制改革的财政分配调整？诸此等等。
其四是“挤压期”，即我国已处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挤压和冲击的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国家实力，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在这场竞争中，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挤压比以往更难应付，中国企业自身也呈现出“国际竞争高度国内化，国内竞争高度国际化”的态势。同样地，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国有大型企业竞争与挤压问题。
其四是“调控期”，即我国已进入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期。目前，中国经济正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显然，随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越来越复杂，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新兴产业的长足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闻的集散地”。
其五是“变革期”，即我国正处于生产关系变革的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同时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不能不思考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卓有成效地推进，仍然可能是“跛足的现代化”。
（十七）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在这样的发展要求下，“十二五”期间的总体思路以全新的内涵进入我们的视野——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十二五”宣布2011-2015年GDP增速减为7%，坚定地告别30年的速度高增长，这是宣布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与效益时代新的开始！承载13亿人的现代化巨轮以变革姿态驶入转型时代。
（十八）“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这是十二五规划发展纲领之纲，纲举目张。这个纲中之纲，有五个关键词跃然眼前：关键在于一个主题，核心在于一个主线，手段在于一个调整，本质在于一个创新，动力在于一个改革开放。
关键在一个主题：科学发展。这揭示了国家指导思想的真谛和精髓。“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来，标志着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到“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从“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对“十二五”的目标设计、战略部署，贯穿着科学发展理念。
核心在于一个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企业的发展与进化必须向全新模式转移，或从外销转向内销、内外销并举，或从代工到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或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与价值、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或从制造延伸到服务，或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资源，或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升级风险管控能力体系，必须回归到通过持续创新、管理提升和提高人力绩效三个基本面来重塑核心竞争力。
方向在于一个调整：战略性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要素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本质在于一个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每一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其动力都来自于生产力的进步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积极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
（十九）动力在于一个思想：改革开放。尽快地启动新的全面性制度性改革,为新动力的最终发育成型奠定制度型基础,是十二五规划的重大挑战与难题。只有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二十）关键科学发展在，核心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质在创新。从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可见我们党是何等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并由此而以科学发展来引导中国经济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永葆生机和活力。
主题主线是灵魂，是用来总揽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它表明了当代中国企业的基本走向，以及中国企业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安排，也是向国人、世人昭示我们企业要完成的使命和要承担的责任。
在十一五向十二五过渡的关节点上，我们再一次获得对历史方位的认识，获得中国企业发展模式历史性转型的思想滋养，领取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神圣使命。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确定了自己的眼界和立足点。
（二十）马克思说，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就形成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
“气清更觉山川近，心远从知宇宙宽。”让我们向着新的理想、新的目标、新的发展模式，积聚中国企业家和千万企业的智慧与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书写中国企业新的历史，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