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中国富豪特别报告》如此概括问题富豪的灰色轨迹。这份报告还显示，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出现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
1月20日下午，当“百富榜”炮制者胡润出现在一个主题为“财富的榜样”的论坛上时，现场立刻骚动起来。
在会议现场安置的微博墙上，已经出现了女粉丝颇为大胆的感情表白。此时，这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把自己深深埋在宽大的沙发中。这也正如“百富榜”之外的隐形富豪，始终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闪烁不定，胡润自称很无奈。
最新一期的“胡润百富榜”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有1363名企业家资产突破10亿元人民币。“这只是冰山一角”，胡润说，“至少还有这个数量级别的富豪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一部分是低调，不愿意露富。”胡润表示，“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露富，这些人不敢对外，因为一对外可能会出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胡润在1月18日发布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里作了更多探讨。
这是胡润第二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报告显示，自“胡润百富榜”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登上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上升至1882位，其中98.7%的上榜企业家仍带领企业健康发展，而“问题富豪”有24位，占上榜总人数的1.3%。
胡润研究发现，45岁是问题富豪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平均40岁出问题，43岁被发现，45岁被判刑，56岁被释放。行贿是上榜富豪入狱的最主要原因。”
脆弱的问题富豪：房地产业成重灾区
“百富榜”一度触动了中国人那根敏感的神经，这也让那些上榜企业家很纠结，或者揪心。
2000年9月，胡润计算出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就将相关信息传真到华为公司，不料收到华为发来的一张律师函。而每次在榜单发布之前，胡润研究团队总能收到很多来自企业的“干扰”信息。
“我们才明白牛文文的那番话。”胡润表示。
对“胡润百富榜”，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担心另一个问题：“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上榜企业家的“意外”落榜。第一位就是牟其中。
在胡润发布的第一期中国富豪榜上，牟其中排名第16位，财富10亿元人民币。
牟其中从500元起家，用500车厢滞销的轻工品从前苏联换回4架图-154民航机，自称赢利8000万到1亿元，媒体认为其个人财富最高时曾达20亿元以上。
就在上榜当年，这个放言“皮革换飞机”、“发射俄罗斯卫星”、“制造运算速度在10亿至100亿次之间的芯片”、“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的传奇人物被武汉警方刑事拘留。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在狱中说。
“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牟其中当年在南德的得力爱将之一、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 《野蛮生长》一书中如此评价。
牟其中的遭遇也引发了冯仑对“原罪”的思考。冯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如果你说牌桌不合理，那么你就走人到国外去，越南成本低你就到越南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发的牌弄明白，最后把自己手里这副牌出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这个接牌和发牌的关系。”
然而，冯仑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恰恰是 “问题企业家”出现的重灾区。“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官商生态存在着严重问题。”评论者刘鹏表示。
《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家电和零售行业依次是出现问题富豪最多的行业。其中地产行业有9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有4人，家电和零售行业分别有2人。
2002年10月底，《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一年，媒体把“胡润百富榜”称作“杀猪榜”，这促使胡润从榜单制作者逐渐转变为中国经济的思考者。
胡润强调自己更认同冯仑的“原罪说”，而不是后来多数人理解的 “道德上、财务上最初的错误”，也不是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在于“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
“富豪落马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事件，把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不合适。”
对于“杀猪榜”的称呼，胡润认为上榜和落马并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榜，都会死掉的。”
“胡润百富榜是不是‘杀猪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好多猪没有长大就死了？或者说这些肥猪到底是吃了什么，到最后是如此脆弱不堪？”胡润说。
三代企业家：从财富榜到财富的榜样
过于看中财富结果的社会导向，必然产生企业家放弃或者轻视对财富创造过程的价值判断。
“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牟其中在狱中如此感慨。
先问是非，再论成败。易凯资本CEO王冉判断是否是财富榜样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创富过程是否阳光，“这个角度更加重要。”
“让创业的过程更加市场化，靠自由市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靠创新来获得市场的收益，而不是靠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灰色的资源来创造财富。”王冉表示。
“第一代进出口企业家、第二代房地产企业家很多需要 ‘漂白’、‘上岸’的过程”，而让王冉觉得庆幸的是，“第三代以互联网精神创业的企业家，其创富的过程清清楚楚。”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我们终于有可以经得起阳光检验的企业家群体。”王冉补充道。
2009年8月26日，胡润首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大家一起探讨“问题富豪”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报告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其中一篇文章指出：“绝大多数富豪没有出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10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一个企业的财富质量。它充分说明，那些引领中国企业创富潮流的上榜企业家们，确实不乏精英才俊，总体上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权贵资本、权钱交易，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一切财富都能经得起法律和道德的检验，但是，我们不能唱衰自己的企业家和财富精英。毕竟，当代的中国能够上富豪榜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胡润表示，“我们应该重视一些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极少数上榜富豪的‘落马’，就戴上有色眼镜去看所有成功的企业家。”
“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胡润表示，那些因为创造和拥有了巨额物质财富而上榜的企业家们，绝大多数本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各类富豪榜仍然应该是“光荣榜”而不是“杀猪榜”。
在“财富的榜样”论坛现场，胡润丢下了最后一段话，“我们对榜单上的富豪属相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属相最多的是兔子。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上百富榜。”
谁会去怀疑呢？！当胡润离场的那一刻，骚动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