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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画中追求沉静的霍春阳，其人和他的生活同样沉静。给他写艺术经历是相当困难的事，没有惊涛骇浪，没有离奇故事。那就让我们从微微的涟漪，以及平静水面下的潜流中窥视他艺术生活的一鳞半爪吧!

　　两“举”一“秀”沐春阳
　  春阳：当花鸟画家霍春阳当年哭着喊着来到人世的时候，想必他的父母也为孩子的起名颇费周折。避开酷热，躲开萧索，绕开严寒——那就“春阳”吧!
      春阳，没有夏阳的灼热，不必寻觅浓阴下的清凉；秋日的荣耀是属于月色的，秋阳不经意地随落叶一起消退；春阳，不像冬阳那样娇贵，自然也不必经受北风的凛冽……
      春阳，带着希冀，带着企盼，带着父母心头一缕缕融融的阳光投射到霍春阳身上。
      霍春阳的父母经历了太多的家族变迁，太多的世态炎凉。四儿子来到人间，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切顺顺当当。二老信奉“平安是福”。
     想起这个家族，心里总是难以平静。霍家出了两位举人，一位秀才，怎么说也得算是个“书香门第”吧。爷爷辈哥五个，都是读书人，爷爷行四，晚清赶上科举末班车，中了秀才，后来又留学日本；到父辈就比较务实了：开药铺、当医生、教书。以书香文化为根基的行当也算是霍家的适应时代变迁的明智选择。
     可本来书香弥漫的家族到了霍春阳出世的时候，也只剩下缕缕余香，时断时续地向年幼的霍春阳袭来。
     开药铺的大伯家有个小花园：铁树、玫瑰、瓜蒌、麦冬、车前子……以及高高的桃树、梨树、葡萄架。像当年鲁迅迷恋“百草园”一样，只要霍春阳走进小花园，就进了他的乐园。也许这小花园给他开拓了大境界：亲近大自然是最开心最惬意的事；倘若有一天，能把这一岁一枯荣草木花卉的最动人的一瞬，定格在自己的笔下，岂不是最快乐的事!
     大伯药铺里的红木老家具，古色古香，大铜药碾泛着柔和的诱人亮光；父亲好字画，春节前他老人家忙前忙后，摆弄着成堆的字画，精心挂起来，一过十五又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爷爷那里有宝：那是各种画册范本、字帖。至今霍春阳还保留着爷爷写的“千字文”。
     环境的熏陶是必然的，你说遗传的因子是否在霍春阳身上顽强地生存、顽强地成长、顽强地主宰着他的生命取向呢!
     举人、秀才、画册、字帖以及小花园里的一切，在幼年的霍春阳心里埋下种子，遇到合适的机会总是要茁壮的。
　　花草树木总关情
　　 回忆起少年时的事，他好像又回到家人唤他“小春”的时代。“小春，快来看花!”随着妈妈的一声召唤，小春来到菜地：只见菜畦背、菜畦头上已经群芳烂漫。妈妈喜欢花草，家里，院里，菜畦里，一年三季花木葱茏，这对于北方家庭来说，太难得了。可贵的家传，妈妈的爱好传到小春那里，这爱好就发生“裂变”，或者说是以几何级数变得更加浓烈，更加执著，变成一位举世闻名的花鸟大家。
     看一看霍春阳走过的最初的足迹吧!
     “春到人间草木知”(宋•张拭《立春偶成》。春天，麦子刚刚返青，小春就在麦地里疯跑。他蹿麦地干什么?找果木树苗。一旦有了目标，兴奋的他，立即刨下来，带着一大块土坨子，小心翼翼地抱回家，再种在自家的大院子里。几年下来，大院子里竟然几乎一步一棵果木树，成了一片果木园。
     冬天将到，他赶紧用草、麦秸把树从根裹起来；盼到春天，给树木脱去外衣，眼看着树枝悄悄地滋出了芽，一叶才舒一叶生，看到嫩叶初绿，细细展开，愉悦的他雀跃起来。这愉悦是他天天最大的享受。特别是春雨后，树枝变得像铁一样凝重，而花苞却羞答答地探出头，他与花苞一起在微笑。这真是“芳草无情人自迷(唐•温庭筠《经西坞偶题》)”。
     少年时亲手栽培的果木树，到他大学时已经绿树成阴，开花结果。每到回家乡时，看到果实突破花蕾子房，吃到刚摘下的果实，那是什么滋味?旁人没法说，霍春阳也说不清。
     说不清的事，画得清楚。霍春阳后来执著于花鸟画能不与此息息相关吗?当画家将他从少年时代就痴迷的一草一术倾注在笔下时，感情灌住在笔端，那画就带着朝露带着春光带着墨韵，沉甸甸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真正的春天是桃花盛开的时候。“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一从春色人桃花，谁人能不陶醉于此呢?
     “桃花在我的心灵里不可磨灭”。不可磨灭的心灵之花，在霍春阳后来的画面上屡屡绽放。他笔下的桃花或许是对少年时痴迷的花木的一种酬谢吧。
沙土心灵纯净人
　　 霍春阳挚爱自己的家乡，甚至闻一闻家乡的青草味都觉得是一大乐趣。他说：“回家闻一闻青草的清香味，是给自己充电。”
     好一个“充电”!久居喧闹大都市的他感到：回家乡，置身在庄稼地里，满眼碧绿逼人眼，宠辱皆忘，其乐融融；果木花草满园，春花秋实，亲近自然，从中领悟天道和谐，有益身心；更何况，还有家乡的沙土地是那么让他着迷。
     他喜欢在家乡的沙土地里疯跑，甚至在沙土地里打个滚都是舒服的，鞋是干干净净的，裤脚也是干干净净的。喜欢的就是沙土的干净，喜欢它贫瘠而纯洁，没有一点污渍。
     能在沙土地中刨出水来，是小伙伴们的最大的乐事，掬它入口，甘甜凛冽，入喉入胸，沁人肺腑，那叫痛快；沙土中长出的花草，连叶子都不染灰尘，种下的红薯，刨出来甜得掉渣，花生、大豆也分外清香。朴实的家乡和家乡人让霍春阳和他笔下的画也那么朴实。
     沙土呀，你纯净了霍春阳的心灵，告诉他，在艺术的追求上不能有一点斜的歪的，干干净净地做人，干干净净地画画——艺术是属于纯洁的，属于具有纯洁心灵的人。
     每次回家“充电”回来，他都感到自己获得又一次新生。
　　槐花笔墨蝉蜕纸
　　 学画是个高消费的漫漫长路。有多少本来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才就是因为囊中羞涩望门墙而不入。直到晚年才了却自己的画家梦。如今老年大学的学老们的孜孜以求就是明证。
     当年的霍春阳也面临同样的际遇。他的家族虽然曾有昔日的辉煌．毕竟三十年后“河东”变“河西”了。要画画，离不开笔墨纸砚，多亏有个哥哥在外工作，每月32元的工资，寄给家里20元。家里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上学，老父多病在身，“鸡腚眼子是银行”，银行下的蛋也供老爸营养了。
     他学会打草了。原本就喜欢闻青草香味的小春，每天一有工夫就去村外打草，十二三岁的他，背着沉重的一大捆青草，再卖给畜牧场换钱。苦在身上，乐在心里。
     夏日的骄阳刚刚褪去它的炎威，心中依然燥热的霍春阳万般无奈之下走到村头，抬头看到一溜老槐树，心里盘算起来：槐花是一种染料，经常有人到村里收购。于是，诱人的夏日槐花吸引了年幼的他，剪下槐花，集少成多，岂不也能卖点钱，解决笔墨之难。
     一早晨一大串，一分钱五个，有两毛钱入账，一夏天下来十几元到手，值得!
     由槐花能换钱启发了霍春阳，他又联想到树梢上不停地鸣唱的蝉身上了——蝉蜕呀，蝉蜕，你薄薄的透亮的，是高傲的蝉抛弃的外衣，还是慈悲的蝉给霍春阳有意馈赠的纸张?对，再去拿蝉蜕换纸!
     霍春阳领悟了蝉的一片盛情，在树上捡拾蝉蜕，捡拾自己急需的纸张。伯父是搞药材的，卖给他就是银子。
     笔墨有了，纸张有了，颜色有了，对痴迷画画的霍春阳来说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
　　一语出口惊四座
　　 画画的材料有了，如虎添翼，小春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上了墙壁，上了箱子柜子，上了院里的影壁……
     当时，父亲有病，哥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霍春阳一心想画画，哥哥却一心让他种好地。哥儿俩拧不成一股绳。
     玉米熟了，摘下来运回院子里，又得晾上房顶。哥儿俩分工，小春负责在下面装筐，哥哥再把筐拽上房。抓住哥哥往房上拽的当口，小春急忙跑进屋里画几笔，听得筐落地的一声响，小春又跑出来装筐……“这孩子迷道了!”
     眼看八月十五到了，怎么过?在农村这是必须过好的大节。没辙，把地里的豆角摘下来了，让小春去卖。
     集市就在本村。霍春阳摆起了豆角摊。向邻居借杆秤。半天不开张，心急天热，脱下褂子。
     没人买豆角，倒有人借秤。刚借来的秤又借给别人。可转眼之间借秤的人不见了。准是临村的人拿跑了。
     追!追出几里地不见人影，只好回到豆角摊。一看，豆角还在，褂子没了。心急上火。一分钱没挣，倒丢了两样东西，哥儿几个开会研究，有了决策：娘在城里看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娘知道。不然她老人家会上火的。
     可娘还是很快知道了，小春卖豆角早已成了村里的笑谈，不用哥儿几个说，村里人早就露馅，告诉娘了。
     “我不是干这活计的那块料，还是让我画画吧。”说这话时，家里人看到小春的眼角已经挂满泪花。
     可日子总得过，维系一家人生命的地还得种。得不到画画时间的小春终于把悲哀化为无名的愤怒：“画不了画，宁可死!”
     一语惊四座，全家人惊呆了。哥哥无可奈何地说：“小春，你怎么说这话呢?不是不让你画，是咱总得吃饭吧!眼下你的画能当饭吃吗!”
画还真能换来钱
　　 小春的画还真换来了钱。
     但这并不是小春画画的初衷。只要能画画，只要有画画的时间就万事人吉，别无所求。
     1963年夏天闹大水，家乡是重灾区。东三省的医疗队支援灾区，住在了小春家，小春心存感激，给医疗队每人画了一张画送给他们：鲤鱼、梅花、仙鹤，都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
     1965年，村里来了拍电影的。小村沸腾了。《地道战》的领队是位大官——少将，住在大伯家，作曲的住在小春家。霍春阳忙前忙后整天跟在美工屁股后面跑，选景、画速写，霍春阳跟货真价实的画家一起作画了。
     村里来了电影队，小春给人家画幻灯片。一个月下来，人家给了56.5元。
     这可是真金白银呀!原原本本当着哥哥的面给了妈妈。妈妈攥着钱看着小春又转眼看着哥哥。哥哥说。“说不定将来小春最有出息!”
　　玻璃内外两重天
　　 心存大志而又蜗居小村庄的霍春阳感到憋屈了。
     借姐夫的自行车上路。周日一大早出发，70华里的路程，颠颠簸簸，直奔保定府。饥了，有妈妈揣在口袋里的干粮，渴了，满大街找自来水龙头，灌个水饱。
     为的是看画。马号街、城隍庙、西大街一路走去。美术社，新华书店，大凡有画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齐白石的草虫、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水印的逼真，普通的印刷品也让霍春阳大开眼界。特别是齐白石与徐悲鸿合作的水印国画《芋头与公鸡》，国画大家华新罗的《雄鹰》震撼了一心学画的霍春阳。描下来，回家画出来就是姓霍的了。
     美术社是最让霍春阳着迷的地方了。因为玻璃窗里有人在画画。他紧紧地把脸贴在玻璃上盯着画画人的一笔一划。贴在玻璃上的脸冰凉冰凉的，而他的心灼热得几乎仿佛在流汗。
　　 玻璃外的他心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堂堂正正地坐在玻璃窗里。面对画架，凝视，再退后几步，眯缝着眼睛思索，再疾步走到画架前……
　　 梦想。天道酬勤，天道更酬志。有志者梦成真。
     两年后，霍春阳真的被招进县创作组，坐在了画架前。
     而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什么?
     几年间，周日进保定府成了必修课。带着自己画的画，遇上老师就给人家看，“说不定会有伯乐正等着我呢!”大街小巷只要有画画的，他就死盯住不放。炭精棒、放大尺，就能把人像画得那么绝；买这些东西回家照猫画虎，还真行：美髯飘飘的白石老人、美人王晓棠、标准男人王心刚，都在他笔下呼之欲出；摆在街头，老乡们的齐声赞扬，让霍春阳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成就感催着他不顾一切地画下去。
     一天，他来到城隍庙，被一幅题为《英雄树》的写意画吸引了：那火红的木棉花燃烧着他年轻的心胸。那画仿佛磁石一样让他的双脚迈不开步子，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
     “你也喜欢画画?”身旁的一位刻字老师看这个年轻人如此痴迷地喜欢画，不禁问道。霍春阳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问话的老师——陈建功。
     就是他老人家把霍春阳领回家，饭，热乎乎的；炕，也热乎乎的。睡一宿，他能在保定待两天，有两天与画画亲热的时间了。
     正轨的美术训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素描，讲究黑白灰调子；速写，培养捕捉形象的能力……由陈老师也结识了县城里不少画画的人。
     凭着这些他长了能耐，又凭着这些他进了玻璃窗里的县创作组。
     这位刻字的陈建功先生就是霍春阳念念不忘的启蒙教师。
     还有一位启蒙老师也与陈先生有关——《芥子园画谱》。爱才如命的陈建功把自己的贴身宝物给了霍春阳；霍春阳不忘恩师——《芥子园画谱》至今伴随着他。
　　马踏春泥带花香
　　 1965年春，19岁进了县创作组的霍春阳坐下来了。透过玻璃窗看着窗外蓝天上悠闲的白云，霍春阳自有盘算。
     玻璃窗外的天地更宽广，更辽阔，更大有作为。他骑着毛驴想找马。
     他想飞，他想离开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他想报考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到有名教授、有大画家的高等学府去深造。为什么盯上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因为当时河北省的省会就在天津市。这事不能跟别人说。一旦鸡飞蛋打就什么都完了。
     夏日的一天，像往日一样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可霍春阳还是跟在妈妈身后推碾子去了。心事重重的他把浑身的力气都使在碾子上了，一个劲不停地转着，妈妈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也一声不吭。
     回家的路上，一个绿色的身影来到眼前，一封挂号信带着绿色的希望，由邮递员送到娘儿俩面前。
     狂喜，狂喜!“录取通知书”给霍春阳带来喜悦，让他体会到“雀跃”的滋味。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机得紧紧抓住，霍春阳的手心在冒汗。
     急急忙忙得先把这好消息告诉自己的启蒙老师陈建功。妈妈开始为儿子准备了：做不起新被褥，就买个新褥单吧，总算有一件新东西。这一年的夏天，霍春阳告别了县创作组还不熟悉的同事，去他心中的圣地——当时的河北艺术师范学院。
     到天津上大学，进高等学府，他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由院长、书记、教授接待，他们还在大饭厅和新同学倾心交谈，这让霍春阳几乎受宠若惊。
     四年生活怎么过?一把牙刷用了四年，牙刷的毛磨平了，塑料把粘了三遍。新生入学时，高年级同学送的针线包，自己一直放在身边，被褥自己拆洗、自己缝。养什么习惯就有什么习惯。 
    不管怎样艰苦，大学生活给年轻的霍春阳毕竟找到了骑马的感觉。
其翼奋飞转瞬间
　　 录取的是绘画系，到校后上的却是工艺系。 
     “只要能画画，上什么都行。”不用别人做工作，霍春阳安然在工艺系待了下来。
     原来，当年天津纺织局急切需要设计人才，在绘画系挖了二十多人过去，再招了一些在职学员，分两个班上课。
     花鸟画家溥佐先生来了，教白描。他要求每个学员每张范画临一百遍。没有数量的积累，怎么能有绘画能力的“质”的飞跃呢!
     当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霍春阳脱口而出：张其翼先生的花鸟课。
     四十多岁的张先生看起来已经有些老态了。但当他一拿起笔来，走到画纸前，立即神采飞扬变了一个人。随着他笔下的猿猴神气起来，人也神气极了。
     当画到猿猴的长臂时，只见张先生手中的笔跳着就出去了，一切恰到好处，那才令人叫绝呢!
     张先生把这种用笔叫做“刀入血出”。
     “好一个‘刀入血出’。”当时理解不深，越来越觉得张先生的话高明。
     张先生要求用笔三个字：稳，准，狠。用笔要讲力度呀，张先生的教诲让霍春阳受用终生。
     杜甫说“瘦硬方通神”，霍春阳在给学生讲课时，改了一个字，要求学生用笔要追求“瘦劲方通神”的效果。
     霍春阳不善交际。崇敬张先生，却并没有私下里向张先生请教：“张先生很神秘，不敢打搅。多看张先生的画，就像和张先生交谈一样。”
     张其翼(1915一1968)，字君振，福建闽侯人。16岁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20岁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师从溥雪斋、汪慎生等名家学习花鸟画及山水画；21岁被聘为湖社画会的花鸟评议。同年，张其翼创办鸿飞画社，招收学生，开班授课，并兼任古物陈列研究所武英殿国画馆研究员，系统对故宫藏画进行临摹和复制工作。1956年调入设在天津的河北艺术师院美术系(今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在花鸟画创作与教学中颇多建树。
     张其翼终生对马远、张中、吕纪作品的研究与临写精勤无倦。他将马远表现山石的技法移人花树创作之中，在汲取吕纪工写兼施的同时，巧妙融合元代张中那种疏简放意的特点，使其创作生动自然、清逸耐看。其花鸟画从写意走向工笔，复从工笔走向兼工带写、工写并施。其花鸟创作，形神毕肖而令人叫绝。张其翼作品远看极有气势，近看叉极为精妙。他常常以写意的笔法增强画面气氛，同时又以工笔技法取得工致效果。他没有因擅长工笔而使写意受到束缚，也没有因擅长写意而减弱工笔的特色。他下笔如有金刚之杵，力透纸背，灵气盎然，达到了工中寓写、以写为工的境界。他的工笔画处处见笔，工而不弱，细而不腻，寓苍劲于润秀之中。
     张先生的绘画继承了宋元以来花鸟画的优秀传统，将宋画的严谨工致、元画的抒情达意、明画的工写结合乃至清代意笔花卉豪纵劲健的笔意熔为一炉，并在师法自然、顺应时代艺术潮流的过程中，将古今花鸟画艺术的精粹融会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在现代花鸟画坛上卓然成家。
     让霍春阳万万想不到的是，转眼间天象突变，乌云压城城欲摧，“文革”开始革文化的命了。
     才华横溢的张其翼难逃厄运，他老人家为他酷爱的传统绘画艺术殉难了。
     那年，他仅仅53岁。
     原本可以大展其翼的可敬的张先生转瞬间羽化西去了。
　　跪拜画幅悟笔力
　  在霍春阳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收藏家。马刚就是其中一位。
     霍春阳急匆匆地来到马刚家。刚就座，他就急着要看画，看张其翼先生的画。
     马刚打开画轴，举起双手展开画幅：哎呀，那是一幅张先生画的《蛇与红叶图》。
     画面安排得天衣无缝，笔道子“刀入血出”……
     屋里的人陶醉在美妙的画境中。突然，只听“扑通”一声，只见霍春阳已面对画面跪倒在地：
     “让我给这张画磕几个头吧!”
     后来，他又找马刚借了一幅张其翼先生的《玉兰小鸟》，看了好几个星期。
     “张先生的画不板，比林良的有活力，给人力量，一看就提神。张先生的画活泼而不浮躁，有力而不动声色；那线条是活线，节奏鲜明，韵律十足，又不失大气；他中锋用笔，线条扭动得特别舒服，恰到好处，像刻进去一样，旁人不及。没有吴昌硕、石涛那种力量的张扬。这是先生的天赋。
     可惜呀可惜，再给张先生二十年，“大师”的称号非张先生莫属。“牛棚”的惨烈，天理难容。讲究用笔“刀入血出”的张先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倒让“文革”给“革”了命。谁能让张先生起死回生呢?如今，先生的画禁止出口，看着拍卖会上张先生的画节节攀升，倘若张先生在天有灵，该有何感想呢!画难得，那画画的人不是更加难得吗!
     笔力，张先生“刀入血出”对笔力的讲究是霍春阳一生都该铭记的。
     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如印印泥，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力挽万牛--…古人的经典论述无一不是说用笔要讲力量的。
     刚柔相济，这是中国画艺术的三昧。有了笔下的力量才能尽情地缘物寄情，抒发胸臆。
　　玉米也有拔节时
　  年轻气盛的霍春阳苦练笔力了。
     当时的天津美院有一位并不引人瞩目的教授——李智超。他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学富五车，谙熟画史，精于古书画鉴定和中国画论画史的研究，早年师从萧谦中、齐白石学画，工山水、竹石，有很深的传统功力。曾任北平艺专国画组教授，与寿石工、秦仲文默契，又曾任北京中国画院主办的《中国画》杂志副主编，著有《古旧字画鉴别法》、《界画的发展和界画的构图》、《绘画的风格》、《中国画构图规律》等长篇论文，著作有《中国绘画史》。
     但大才难用，自古而然，特别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满腹经纶的他，只能牢骚满腹，而又得防肠断。他是被著名花鸟画家孙其峰从北京挖来的。闲下来两人也只有闲谈：
     “古往今来，画好画孬，不就看那几根笔道子吗!尤其是五百年出土后，色彩没了，渲染淡了，剩下的也就是那几根笔道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平平常常的话语却深深烙在霍春阳心上。
     要想对五百年后的作品负责，不能不练笔力，更何况有张其翼先生的示范，有自己曾跪拜过的杰作时时浮现在自己眼前呢!
     国画大师吴昌硕的画笔墨凝重，以大篆入画，力如屈铁。于是他也苦练大篆。浑身的力气运入手腕，再灌注指端笔尖……
     抓住笔，让笔再抓住纸，缓缓前进。有一次，在邢台当众作画，他咬牙切齿撇出两片兰草，双腿已经打颤了……
      后来，他悟到：光这样使蛮劲不行。霍春阳看到当年的画作，也感到那笔道很水，用力外露，火气十足。
      但霍春阳并不后悔当年使的蛮劲。
     “玉米也有拔节时。每到夏末夜里，你到地里听罢，‘嘎嘎’的声响清脆得很。玉米在使蛮劲呢。人也如此，年轻力壮总有使蛮劲的时候。不经过这个时期是人生的遗憾。至于国画的用笔就像练太极，不经过使外力、使蛮劲的阶段，就难以能进入刚柔相济、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境界。”
     霍春阳认为，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干什么也要尊重人的天性，顺应自然。该走哪个阶段就走哪个阶段。有了火气十足的过度，才便于走进炉火纯青的境界。到那时，笔下是绵里藏针，棉絮裹铁，看似不使劲，实际上笔下如刀刻，下笔松而不懈，紧而不僵，功夫就到家了。
     骨法用笔关乎表达能力，也能传达性情。线条的轻重缓急，呈现思想、情感乃至学识修养，有力度方可笔下出神而达韵。
其峰突起是恩师
　　 1972年，天阴沉沉的。画家们的心也阴沉沉的。霍春阳当时什么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速写、山水、花鸟……他什么活都干：在五七干校劳动，在五七艺校画布景，赶上有演出，人家在舞台前面表演，画家们负责搬布景，道具。常常是演员都上场了，布景、道具还没有弄好，闹出不少笑话。他在毛巾厂搞设计三个月，在印刷制版厂学装潢，中午偷着画花鸟，结果被人踹了一脚，有人在领导那里说他不专心。
     目标何在?出路何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
     和自己一样命运的孙先生来了“你什么都画，什么都想吃一口，伤胃口，也吃不胖。”
     霍春阳明白了孙先生的话：得集中在一点上，瞄准靶心了。
     他诚恳地对孙先生说：“我最喜欢花鸟，就想跟您学花鸟!”
     孙先生叹口气，看着这个他喜欢的像自己一样勤奋的年轻人说：“给你一星期的时间，考虑考虑。”
     孙先生明白，在当时的阴霾覆地的环境中，山水、花鸟早已失去昔日光彩!那时被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利品，谁还敢钟情于它呢?孙先生也有难言之苦。
    “王八吃秤砣，我铁心了。您就让我跟您学吧!”
     诚恳换来了诚恳：“那好吧，我教你!”
     书法：曹全碑，张迁碑。花鸟：从竹子开始。
     不明白为什么要学“曹全”呢?孙先生可不是那种风格!
     “曹全’漂亮，现在各种展览不断，写个展牌什么的用得上。”
     一进入孙先生的花鸟天地，最吸引霍春阳的是纸上园丁——孙先生的勤奋。那时孙先生五十二三岁，中午从来不知歇一会儿，系里的教师休息室就当画室，孙先生画，春阳也画，先生画什么，他也画什么。有一次，春阳画了一张向孙先生请教，一幕动人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只见孙先生手里攥着笔，笔戳在面前的宣纸上，而他老人家坐着睡着了。
     “先生比我还勤奋。我也只有以勤奋报答先生。”
      孙先生爱写生，院里的草长出来了，他也拔一把，栽在花盆里，放在画案上画个没完。他对各种草都熟悉，光画草就能讲一堂课。
     著名书画家孙其峰先生在天津乃至全国，都是当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早年在舅父、画家王友石的影响下，酷爱书画，后考入北平艺专国画班，得到了徐悲鸿、秦仲文、李苦禅等大家的亲传。由于他勤奋笃学，尤其得到徐悲鸿大师的器重，曾亲自为他改画、示范，使他至今仍难以忘怀。除绘画外，孙其峰先生还擅长书法和金石。
     能跟随这样的导师学画，是霍春阳的荣幸，或许也是天意，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缘分。
     几年间，两人合作了许多画。霍春阳心里明白，这是孙先生提拔自己，扶持自己。孙先生画小样，霍春阳放大样；霍春阳画花，孙先生再补鸟、补石；孙先生画枝干，霍春阳点花叶……几年下来，两位快手可合作了不少作品。
     关于孙先生和霍春阳，有一则趣谈很有意思，也有嚼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孙先生在北京搞个人画展，住在海军大院。《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后，在几乎一整版图文并茂的报道中，透露了一则这样的细节：
     孙其峰当年曾是吴作人的学生。师生难得一见，一旦见面，谈笑风生。孙先生对吴老说：“您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
     孙先生见到霍春阳，又对自己的爱徒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
     从孙先生的这两句话中人们能咂摸出什么来呢?您定能意会在心的。
　　手擒白驹度年华
　　在霍春阳当年宿台的墙上，贴着鲁迅的一段话：“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同屋的教师劝他撕下来，他执意不肯。他记得，居里和居里夫人家里就不预备多余的椅子。
     他需要时间，哪怕是闲聊他也觉得无聊，更不愿在无端的干扰中浪费宝贵的时光。一旦有人来找他，甚至是年轻的女性，他说起来也是理想加绘画艺术。谈着谈着人家就没趣地走了。
     他抓住分分秒秒练画功。记得当年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教“职工业余创作班”，来回路程得两个多小时。他骑自行车，一手扶把，腾出另一只手练笔力。在他的意念中右手是拿着笔的，一边骑，右手一边比划着：渴笔、渴墨的树干“揉”出来了；嫩叶轻巧地出现了；竹子以怒气写出来了……有人说：这是霍家“空手道”。
     赶上开会。霍春阳扭头看着窗外：树影婆娑，光影摇动。窗棂成了天然的取景框，一格一格的窗外美景倏地落在他的速写本上。这是大自然的赐予，也是他意外的收获。
     他每天干到很晚，一年到头如此。大年三十的深夜，当他走出画室，整个大楼都是黑压压的，院子里也是黑压压的。伴随他的是一天的收获，不知道什么是孤独。能赢得时间，就是延长有限的艺术生命。有一天，又是一个深夜，走到家门口，只见一条小凳子上放着被褥，他明白了一一对家，对自己的妻子，　他感到愧疚。每天如此，得到许多，也失去许多。
     鱼与熊掌啊，折磨着多少两难中的人!
　　师生托起白玉盘
　　上个世纪的1975年、1976年，霍春阳说：这是我进步最快的时期。
     春天，北方的春天。画家，尤其是花鸟画家们也随万物一起“复苏”。
     孙其峰和他的得意门生霍春阳相约到北京颐和园写生。
     一大早起来。在南池子吃饭：两夫碗啤酒就着烧饼油条，解饥也解渴。急匆匆来到一树树玉兰花面前，玉兰已经“琼枝托起白玉盘，笑迎东风望春还”。
     但北方的春风并不那么温柔，风裹着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可画家的双眼仍不停地看着玉兰，手下的玉兰花一朵朵地绽放在速写本上。
     天不如人愿．转眼间天就黑了。两人依依不合地来到公园出口处。检票员拦住了。不是他们俩，而是一个摘了几朵玉兰花的少年。花被没收。检票员转眼一看，孙霍师生俩挂相，虽然两人满面尘灰，但一看就知是画画的；“这几朵花送给你们吧。”
     如获至宝的两人回到宿合——河北北京高中——孙先生的母校。室内昏暗的灯光，更把玉兰衬托得洁白无瑕，俨然“人从天上望琼枝”，“玉盘擎露树梢头”。两人摆弄来摆弄去，在各种角度中，找玉兰最美的一面，最动人的一朵，把从花苞到花谢的全过程，琢磨了个透。
     深夜了，两人才入梦乡。梦中的玉兰或许会更美或许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将要变为笔下的——普天下最美最动人的玉兰。
　　阅尽百花春世界
　　 作为举国知名的花鸟画家，孙先生在花鸟的造型上，可谓炉火纯青。一招一式，一枝一叶，怎么出，怎么收，怎么穿插，十分地道。
     他带霍春阳也从这里人手。任务：编一本《百花谱》；课程：一切从写生下手，从写生中获得画稿，从写生中长真本事。
     霍春阳开始攻坚了!每周日早出晚归，出去轻装，回来已经“硕果累累”。八开三十页的本子，一天画一本多。天津北宁公园、西沽公园处处留下他的身影，连花房的师傅们也熟悉这位勤奋的画家了。
     从外面回来直奔孙先生那里：验收、订正、改稿，霍春阳感慨地说“那些日子可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台阶。”
     学院里有一架藤萝。那真是“紫藤挂云木，林疑彩凤来”。霍春阳从电工那里借来梯子，爬上去，一画就是两个小时。
     老母亲从老家来看他。年近八十的老人执意要和儿子一起去西沽公园。没办法。把老人先安排在大树下的荫凉地，坐在马扎上；霍春阳戴顶草帽，和月季花亲密接触了。
     “此花无日不春风”，“一年占尽四时春”。月季给喧闹的都市带来的四季春色，也让画家们有了常年的笔下春风。
     总得照顾老母，买包饼干，喝口水。看着儿子的辛劳，老母是欣慰还是辛酸，说不清。
     霍春阳只记得：老母虽然不识字，但只要看到儿子画画，她老人家就笑在心里。今天，她终于看到儿子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新的台阶。
　　人在菏泽攀高枝
　　 天津的公园跑遍了，他又来到牡丹之乡——山东菏泽。
     谁也不认识他，没有任何干扰。静下心来画吧，四天下来画了六大本。
     回到天津整理一番，到孙先生那里交卷：哪里没交代清楚，哪里画得不够美，哪里还应该加强…。’孙先生一指点，差距找到了，问题记在心中。明年再去菏泽，那时可不是去年的霍春阳了。
     记得刚去菏泽，满眼的牡丹，看着哪一朵都美不胜收；可现在不同了，几十亩牡丹竟然找不到一朵好的，一朵他心中美丽的花。
     霍春阳心中窃喜：自己的审美能力已上了一个台阶。
     识美、辨美，审美能力的高低，对于画家来说，也就决定着他们作品水平的高低。
墙壁穷富也变迁
　　 回忆起自己走过的路，回头看看留下的足迹，霍春阳感慨万千：没有“量”的积累怎么会有“质”的飞跃呢！
     这“量”有多大?用孙先生的话说：春阳画画用的纸，得用排子车往外拉。他用纸不讲究，防风纸、元素纸，以及各色各样的纸都用过。用差纸出好效果才算本事。
     他的画室，几乎被一张又一张画包围了，上上下下，四壁被他画的画顽强地占领着，几乎没有空隙，连唯一出入的门上也挂上了他的作品。
     画多了，在系里领的纸也就多起来。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有人还以此给他鼓了一棒槌，于是，好心人悄悄告诉他：画的画别都挂在墙上了，太扎眼。还是藏在床下吧。从此霍春阳的画室穷了墙壁，富了自家床下。
     霍春阳说：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实践分不开。在反复的临摹、反复的写生、反复的创作过程中，水平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像少年时自家院子里的果木树一样，一年又一年的辛勤，终于有了秋天的喜悦。是啊，前辈大师有了“废画三千”，才可能有他们的地位。
　　反常之中思正常
　　 勤于练笔，是画家的本职；另一个“勤”往往容易忽略，那就是勤于独立思考。
     霍春阳说，他的思考习惯是从禁锢人头脑的“文革”时期开始的。那时，一切都颠倒了，而他却从那些非常人、非常事、非常态中苦苦地寻找“正常”——常人、常事、常态中总会有“常理”。
     那时，他读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由此他想到，“绘画绣花”既然不是“革命”，就不能以“革命”的理念搞绘画；绘画就得雅致，就要文质彬彬，艺术创作就得“文如春花，诗若涌泉”，自在得很。他不愿人云亦云，心想为什么不能“我云人云”呢?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不少画家坐不住了，四处卖画。那年头，画什么，画成什么样都能轻易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可他依然执著地闭门画他想画的画。
     时常有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来：某某画家出国了，某某画家在国外赚了多少钱……别墅、轿车，当时很有诱惑力的东西几乎天天冲击着他。有了名气后，更有上门请他出国的，也有自己出国，有人劝他留下来的。
     勤于思考的他，不愿让别人随意摆布，喜欢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道路。
     他爱自己的家乡，爱那一片自己亲手栽培的果木树，爱那让他欣喜的纯净的沙土地，爱培育自己的美院和教师们……
　　带雪冲寒迎春来
　　 1976年，无论对全国人民来说，还是对霍春阳来说，那“意义”真可谓是“划时代”的呢。
   　在粉碎“四人帮”的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阴霾散去后的第四届全国美术展览。
     一幅“迎春”轰动了。他与孙其峰先生合作的巨幅国画《山花烂漫》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了大奖，出了大名，蜚声海内外。当国人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迎春花开的律动与国人激动的脉搏是那么合拍，观众怒放的心情在画面上找到了空前的应和。展览厅里，迎春花香，让观众来了一个从没有过的深呼吸。
     圈内人感到，无论立意还是画法都如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想起当初让他出了大名的“迎春”一画，霍春阳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但转瞬就陷入了沉思。
     画展的前一年，孙其峰先生和他一起带学生到泰山写生。一到“后石坞”，景物处处入画。师生们都激动了。霍春阳则迷恋上周围的奇松，画个不停。孙先生走过来，对他说：“春阳，你看那些迎春花多美，还是给迎春写生吧!”
     师命如山。他转身来到迎春花前，那花果然美得出奇。他也画得出奇。
     晚上回到泰安农学院，有关领导听说来了天津的大画家，机不可失，热情索画。霍春阳还没有从迎春的情结中解脱出来，笔下情不自禁地就迎春怒放了。
     回到天津美院，霍春阳的画纸上依然迎春烂漫，一花独放占三春。他说：孙先生讲的画理，我就一点一点地去实践。浓处用淡的衬托，淡处用浓的衬托……一切从艺术效果出发，以艺术真实替代生活真实。
     究竟前后画了多少张“迎春”，实在难以说得清。起先，画出来自己看着也不顺眼——画着画着，有点意思了——师生两人反复画小样，差不多该出成品了。
     终于有成功的那一天。迎春花用藤黄画，不明显，改用水粉画好多了；洁白的宣纸上出黄花，想出夺目的效果达不到，又在宣纸背后衬一层黄色，正面再用墨笔勾，双勾太死板，改用松勾，写意的效果出来了。
     孙先生看着霍春阳画出了味道，也高兴得直喊： “好!好!”
     在明丽的“迎春”面前，孙先生略一深思，抓起大笔，蘸好墨，用没骨法挥洒起来，巨石沉沉，一浓一淡衬在迎春花的后面。墨气淋漓，一挥而就，功到天成，那叫一绝。
     该题款了，那自然是书艺超群的孙先生的压轴好戏：“山花烂漫”四个隶书字沉稳厚重。当该题写作者的名字时，孙先生把自己的高徒霍春阳题在了前面：“春阳其峰合作”。这又让三十出头的春阳心里一动：孙先生的美德处处可见，没有动过笔的字画一律不挂名。他经常说：只能扶持年轻人，不能掠人之美。
     六尺的画在展厅里十分抢眼。当时主持美协工作的华君武看后说“过去只是画小品，如今迎春画成这么大，不简单把花卉与山水结合起来，也十分得体。祝贺你们!”华老此时眼睛亮了，一个人才脱颖而出，老一辈艺术家喜形于色，他当即点名让霍春阳参加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画创作组。
     迎春一发而不可收拾，遍地开花，十七家出版单位争先推出此画；六尺的不过瘾了，画丈二匹的。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地铁，都以拥有一“迎春”而得意。

　　至艺博涵师百家

　　 霍春阳对孙先生感激，不仅感激恩师给了他艺术、艺德，也感激先生的开明——不断鼓励他转益多师，向各家各派学习。
     跟孙先生学了几年，他的画已经很像孙先生的风格同时，他也钟情王雪涛，认为王先生的花鸟画得很巧。天津美院存有许多王先生的讲稿和画稿。王先生俏丽准确的造型和极其考究的花鸟姿态，深深吸引了他，于是深研细究，刻苦临摹，画艺大进。
     他曾迷恋李苦禅的画风，画了一幅荷花挂在办公室。溥佐老先生来了：“谁画的?”孙先生说：“苦老来了!”溥先生仔细端详后说：“不是，是春阳画的吧!”众人笑了。
     孙先生说：“春阳可以画大笔头了。”|
     孙先生的苍劲老辣，王先生的秀润俏丽，吴昌硕的古拙凝练，李苦禅的雍容浑厚……一切为我所用，熔铸在自己的画幅中。但霍春阳没有就此止步。他四面出击了……|
     翻开霍春阳的几本画集，鲜明的足迹留在每页画面上：这张是学吴昌硕出来的，这张是学李苦禅出来的，这张是学石涛出来的；这张是学弘仁出来的；这张是学王雪涛，王先生的花鸟姿态巧妙，这张是那时学西方构成出来的……
     笔者惊奇地发现：“这张纯粹是林风眠的风格!”霍春阳笑了。“这张竹子的画法没见过!”
     霍春阳说：“孙先生也这样说。我是把黄宾虹先生画山水的皴法移植到画竹子上来的。黄宾虹用笔真是了不起，看他的画，几乎能听到老先生用笔的声音。他的自描都能出飞白，实在出神入化，难能可贵。”
     上世纪80年代，霍春阳思想活跃，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高尚的艺术，为了寻求自己的风格面貌，他心气壮，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学黄永玉，用水粉画荷花；甚至用猪鬃做毛笔，用胶、矾、刷子、排笔当绘画工具；他也学过日本人的简笔画、独体字……这一切探索，孙先生都没有反对。他是孙先生的得意门生，孙先生的书法享誉全国。他在孙先生的指引下练书法，尤其是在隶书上下过苦功，但他还是在清朝刘墉那里找到了落脚点。他喜欢富贵气、庙堂气，不喜欢穷气的东西。
     在霍春阳痴迷吴昌硕的日子里，孙先生曾引用《书林藻鉴》上的话说，吴昌硕的字“满纸村气”。
     但他没有在意，依然画个不停，写个不停。他说：“自己当时正‘冒火’，躁气十足，四十多岁还没退火。后来才慢慢静了下来。”对当年自己的“冒火”，霍春阳并不后悔，他认为，人得顺其自然。该“冒火”的时期不冒，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5年，霍春阳还有一张画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得奖——《林间》。画不大，却在北京美术馆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得到普遍的认可，《中国画》还将这张画发在封面上。看完画展的北京画家不满足，还专门跑到天津和霍春阳交流创作心得。这张画笔墨淋漓，以草书的笔法、笔意纵横挥洒，表现树枝的穿插交错，抽象的笔画=具象了，具象的树枝抽象了。二者合而为一，浑然一体。点苔没有照常规点在树干上，而是飘飘洒洒，有意制造点、线、面的空间效果。有人说： “你的画比‘八大’还敢放，真够得上‘九大山人’了!”霍春阳连连摆手。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看到《林间》后说：“这张画看着十分舒服，自然，穿插得很到位。”
     回顾这张画的创作过程，至今霍春阳仍然兴奋不已：大写意不能收拾，得一气呵成，连那几只小鸟也是用大笔一次完成。只要有气贯通，任何收拾都会破坏全局。尊重最珍贵的质朴的东西，不能伤害自己的真诚。说到这里，他想起了贝多芬写曲子：在激情中写成的曲子不用修改。
     没有吃百家饭，没有当年的转益多师，没有火气十足的四面出击，没有坎坎坷坷的艺术经历，能有霍春阳“春光融融大道行”的今天吗!

　　偷得墨法润花枝

　　 古话说得好：“真经不落纸。”别说大事，别说画中的神韵、逸格、境界……单就笔墨技巧来说，也难以写得清楚，说得明白。
     霍春阳说，他的“墨法”大多是偷来的：1978年，应文化部之邀与陆俨少、叶浅予、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许麟卢、孙其峰等著名画家一同到北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在诸多功深名重的前辈面前，霍春阳是最年轻的一个。没别的，只有悉心观察、虚心求教，难得的机会只能抓住不放。他们先后多次为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等诸多单位作画。
     在北京创作组，许麟卢画牡丹。只见他蘸了两滴水在砚台里，又拿起墨研了起来，几乎把砚台里的水研干了，这时，许麟卢老先生拿起湿笔在砚台里扫了两下，猛地下笔到宣纸上。啊!那墨色太棒了。神奇的效果就是这样出现的。
     这一手，霍春阳“偷”来了。他风趣地把这一手叫做“驴粪蛋蘸芝麻”。用湿笔蘸墨，薄薄一层，笔走得慢，让墨渗下去，效果就出来了。
     孙克纲是天津著名山水画家。一次，孙先生到少年宫辅导。只见孙先生用笔先蘸墨，再让墨笔吸少许水，笔一触及宣纸，墨色立即发生奇妙变化。这让霍春阳豁然开朗。
     揣摩宋代米友仁的米家山水，霍春阳感到米老先生的墨线竟然没有死边，墨线是虚的、空灵的，写出“飞白”而不燥，是人家的能耐。
     什么是“渴笔”?什么是“干笔”?怎样让笔下的墨色润而不燥，厚重而有亮色?怎样让笔下的墨色外焦里嫩?什么样的墨法怎么画怎么有?
     他反复实践，摸索出“揉墨法”，用墨表现体积和厚度，把传统的积墨法提高到新的境界。用墨，仅仅有厚度不行，还要出“亮墨”的效果。这样，他笔下的梅干用“渴笔”、“渴墨”才表现得恰到好处。
     他认为：墨法要凭感觉、凭经验。“笔以立形质，墨以分阴阳。”笔墨功夫是国画家一辈子的事。生命不息，练功不止。浮笔燥墨不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霍春阳“偷艺”不顾面子，反复实践，拿来主义；看人家的画，仔细分析，从纸上的效果追溯当初画家的运笔用墨。
     他认为：墨法就是水法。画家长期实践，动脑分析，让水墨相发，是个经验积累的结果。如果能达到湿中有干，干中有湿，干而不燥，湿而不泡，有带水头的“飞白”，那笔墨就有生机，有生命力。行笔中倘若处理好笔墨的动静、刚柔、强弱、干湿、方圆、快慢的关系，笔下就有味道了。他苦练笔力，又偷得墨法。他深知：笔墨是不能分家的。
     霍春阳的恩师孙其峰对他的儿子说：“你去跟春阳学墨法，他用得很好。”

睁眼闭服悟画理

　　 黄永玉曾有一幅名为《猫头鹰》的画，举国闻名。因为它成了“文革”时期黑画的代表作，罪名简单得很：那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时，霍春阳还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他也不明白黑画“黑”在哪里。黑白颠倒的时代把人们的脑袋也弄得颠三倒四。莫名糊涂的事就让它糊涂去吧，霍春阳认准的事只有不停地画自己的画。
     一次，在车站，两位老太太的交谈吸引了霍春阳的耳朵。什么事?婆媳关系。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两只眼都睁着，什么都看得清楚，会闹矛盾的。”
     老太太的话说得岂不是画理?霍春阳陷入了沉思：一幅画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画清楚；哪些东西让人看，哪些东西不让人看，哪些东西是眼珠子，勾人的心魂，画家心里应该清清楚楚。闭一只眼舍得大胆忽略，舍得大胆省却，舍得大胆模糊；睁一只眼精心画出最得意最出自画家心灵的东西，那画没有不能成功的。
     这就是霍春阳悟出的“婆媳原理”，或者说是“猫头鹰定律”。
     霍春阳说自己是个“心静人动”的画家。只有不停地“动”他才获得诸多感同身受的东西；只有“静”他才从这些东西中悟出许多常人熟视无睹的常理。
     作为花鸟画家，他的眼睛离不开花草树木。于是虫子吃木让他停住了脚步。小虫艰难上行，走得极慢，走走停停，狠劲往树木里钻——这岂不是画家苦苦追求的“笔法”。想当年，公孙大娘的舞剑引起诗圣杜甫的才思，王羲之在鹅身上体味书艺……如今，霍春阳从小虫吃木中体会自己的用笔。
     人的足迹是再普通不过的迹象，可霍春阳却从此联想到山的起伏、水的流动、光的传播、情绪的变化，以及大自然的阴晴风雨雷电。曲线是人类的生命线，也是宇宙间的运动轨迹。人类之所以追求曲线美，画面上之所以要“曲”尽其妙，不是谁的偏爱，而是天道使然，谁也执拗不得。
     他记得，少年时喜欢在沙土地里刨水。水多了，成了小河沟，鱼就不请自来。他和小伙伴们把小河沟两头截断，掏起了鱼。那鱼小小的，雪白的，带回家舍不得吃，他两眼直瞅着盆里的小鱼：小鱼翻腾着，可每当翻腾时它的小身子总是弯起来，靠弹力把自己腾空……这岂不是国画中应该苦苦追求的笔法吗?怎样让手中的毛笔有弹力?奥秘就在小银鱼身上。
     从家乡走出来，他时时想起老牛耕地的情景：老黄牛走得很慢，但犁得却很深。犁深深地插进地里，艰难前行，那样厚重而不浮躁。他感谢老黄牛也教给他怎样用笔。
     他曾在饭桌上启发学生：不是越贵的越好吃，越排场越舒服。吃饭是个愉快的过程，荤素、凉热、主副……色香味怎样搭配，先上后上，都得讲究。画画也是这个道理，你得让看你画的人有愉悦感，让有品味的人看着舒服，那就得处处讲究了。
     讲究“心静人动”的霍春阳，他的“心静”是静下心来不断地思考，从生活的常态中悟出常理。这“常理”是人生的，也就是绘画的。霍春阳把这叫做“读天书，悟常理”。

　　霍家傻鸟参静气

　　 花鸟画家不能不画鸟。孙先生笔下的鸟栩栩如生，尤其是他或他的学生画的麻雀，飞在天津的大大小小的画店里，甚至有飞遍全国无敌手的势头。
     在霍春阳的各种画册里，只有一幅的柳条上有几只麻雀。其他的画幅上倘若有鸟，那也说不清叫什么鸟。
     问霍先生，他说：“我也说不清是什么鸟，人家把它们叫‘霍家鸟’。”
     生活中没有这种鸟呀?他说：“这叫‘画有此本，物无此本’。”
     孙其峰先生把这种鸟叫“傻鸟”。
     那鸟的确傻乎乎的。俗话说：“傻有傻福气。”果真如此吗?
     问霍春阳为什么经常画这种傻鸟?他仰头看着屋顶，说道：“我喜欢傻。我还喜欢画小鸟、雏鸟，因为小鸟、雏鸟憨态可掬，它们单纯、朴实、善良、可爱，好玩，具有中国艺术所崇尚的‘质朴和天趣’。”
     这大概与他追求画中静气有关。那鸟，或紧闭双眼，好像在参禅理经，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执意关注着什么；或懒懒地缩着脖子，无奈地躲避着外界的喧闹。那鸟是正在“有情无思问”，还是正在“无情有思间”，实在说不清……
     霍春阳这是在画鸟吗?或许，这是霍春阳自身的写照。

　　一个好字十八载

　　 1986年，40岁的霍春阳当上了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一直干到2004年。算起来也十八年了，比当年苏武牧羊少了一年。
     这十八年怎么干?他说得很痛快：“当孙子，事事求人，跟人多几句好话。”他铭记老子的名言：善下者为上。
     有人说他是“灭火器”，因为他平时不惹事，在人情上赢得很多。
     和他交谈，不时有电话打进来，他接一个电话，中间有诸多“好”字冒出来。“您怎么光说好?”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我以‘好’字回答别人，可含义不同，语气也不同。时问长了，同事们也习惯了我的回答，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回答一声“好”，可理解为“知道了，也可以理解为认同、赞同”。
     回答两声“好，好”，可理解为“理解了，也可以表示非常赞同，还可能含有不置可否的意思”。
     连着说三声“好”，那可能是暗示说话的对方该停止了，别太罗嗦行不行。
     至于究竟什么意思?语气来弥补，就看对方怎样理解了。
     霍春阳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不是玩什么语言游戏。我认为一个“好”字省却了很多麻烦，很多事情，好处是不伤人，不让人下不来台；遇事不急于处理，“好”字也是一种缓冲，一种退让，一种缓解，即使是不合自己心愿的话，也可以以一个“好”字让对方听得不刺耳；以一个“好”字对待暴躁，以笑脸对待怒火，有泄火的作用，等静下来再处理。既然形成习惯，也就体会到“好”的诸多好处：它没有棱角，是空灵的、虚幻的，同时也“留白”，在“好”字背后给对方留下思考的空间。
     他把国画家的一套活学活用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里来了。少年时期曾经练过武术的他，熟谙化力泄力的妙处，他“四两拨千斤”，处理系里纷繁复杂的琐事。
     他得意于一个“好”字。但人世间的事毕竟不像他想像得那么简单，有时也不得不“不好”、“不行”起来。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有一个学生逃课太多了，按校规，理该处理。当主任的霍春阳一听是系里的车建全同学，他当即说：“不好，不能处理这个学生!这是个有头脑、好读书、有才华的学生。”
     理由很简单，他是逃课了，但他没有逃去玩，而是逃到图书馆学习去了。他知道需要学什么，知道怎么学。学他愿意学的东西，不能一概算人家逃课。”
     霍春阳爱学生，尤其爱刻苦的学生，像当年孙先生爱他一样，他更爱既刻苦又有才华的学生，要被处理的车建全就是他喜欢的这样的学生。结果，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学生没有被处理；人家现在已经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了。
     他当主任，管理教学，认为主要是抓教师质量。学生不爱听你的课，跑去图书馆看书，不都是学生的错。对学生不能管死，得给学生学习的自由。
     抓教师质量，他多么希望学院多出几位在全国叫得当当响的人才!于是，系里进什么样的教师，给哪几位教师宽松环境，就成了折磨他大脑的头等大事。到这时，他信奉的“好”字失灵了，“不好”，“不行”的词句也尴尬地从他的嘴里冒出来。没办法的事。
     一个“好”字十八载，但怎一个“好”字了得!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载的琐事缠身，十八载的人事纷扰，十八载的是是非非，竟然没有耽误他的画。告别“办公室”后，霍春阳和他的画已经登上高高的台阶了。
     这是霍春阳的荣幸，也是中国当代画坛的幸事。

急转弯回归正道

　　 1996年，天津的自庚延、陈冬至、霍春阳、何家英四人画展在上海举办。惊动海上。
     陈佩秋说：“你的画我仔细看了，有几张已经超过李蝉。我一年到头看画，看得可不算少呀!”
回到天津有个“汇报展”。各有千秋的四人作品好评如潮。对霍春阳的作品老画家们说什么呢?
     溥佐先生满脸堆笑，他说：“春阳，你又回来了。很好!”
     雕塑家王之江说“你的竹子已经不是画竹子了。”
     孙其峰最开心：“你的竹子前人没这么画的。”
     山水画家王颂余连连点头：“画得好!”
     溥先生“你又回来了”，平平常常的一句话，让霍春阳感慨万千。不甘寂寞的他，对艺术的探求从没有停止过他的脚步。回顾自己的经历和艺术追求，似乎在阐述着一种可能。
     西方的艺术思潮涌进来了，其势汹汹，难以阻挡。霍春阳也曾写独体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画独体字；也曾在画面上搞构成，也曾尝试过现代派，仗着他深厚的笔墨功夫，当时也博得一片喝彩，也许是喝彩声大得让他倏地清醒过来，丢下传统去捡拾这些东西，不值!揩干净身上的“潮水”，他转身回来了。“又回来了”他听得出溥先生话里的深意。
     怀疑自己走了“邪路”，是对传统的离经叛道，是背道而驰。已经有了传统“经典”滋养的他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原本气脉贯通的有生命的整体结构被“构成”得七零八碎，合弃生动的气韵而去设计无生命的东西，此路不通!
     他回来了。回归到传统文化精神的大道上来了。
     2005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学术邀请展”，那可是国画界大腕聚集，“群贤毕至”的一次大展，霍春阳也在被邀请之列。湖北省文联主席周绍华看了霍春阳的画后说：“霍春阳的画好啊。画有南宗、北宗，你这才是正宗。”

　　自断此生休问天

　　 1978年，出了名的霍春阳又面临一次人生抉择：是继续留校，还是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
     生性不爱受约束，喜欢自己掌握命运的霍春阳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当机立断决定了：继续留在天津美院。
     自家冷暖独心知。他认为：在天津美院，有孙其峰先生这样的国内顶尖的名师，情同父子，义当挚友，心性相投，画又同源。“这样的导师上哪找去?我离不开孙先生。”
     由家乡到县城，又由县创作组到天津美院负笈求学。这三级跳虽然不算大，但在天津美院毕竟十三年了。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方方面面都给他开绿灯，要什么，给什么。尤其让他恋恋不舍的是学院的图书馆和图书馆里的同事们：“人家那么支持我，那简直是自己的图书馆!想找哪本画册、字帖、经典著作我伸手就拿出来了，上哪里找这样的方便条件?这里是我成长的最好环境。
     “再说啦，到那里我跟谁学去?我喜欢自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实在不愿受他人的摆布。”
     不愿受别人摆布的霍春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画坛一位大家，恐怕就在于他善于“摆布”自己。一切都被他安排得严严实实：画室门上赫然贴着三个碗口大的字：“无烟室”。他自己不吸烟，也不喜欢别人在他画室冒烟；吃饭呢?简单得很，煮果仁、辣白菜、家常豆腐，百吃不腻；不过，他爱吃零食：花生、核桃、红枣这三样东西在他的画室里总能找到，朋友来了，往往也以此款待。这与其说是他爱吃零食，不如说是他在不断咀嚼难以忘却的乡情。他出名后免不了有饭局，请他点菜，也执著地要一碟水煮花生米。酒呢?一杯啤酒了事，了却人家的盛情。在生活上，他如此“刻薄”，可在艺术上，买一块墨，两万八，他毫不犹豫。每天该读的书随身携带，人到哪里，书到哪里……
     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艺术方向，他感到，只有这样才能出效率、出成果，比读研究生获得的多。
     大师门下就一定出大家吗?古人说“成者自成”，还得靠自己，靠自己的内在因素。高徒出自名师，但名师门下未必出高徒。
     自断此生休问天。事实证明霍春阳的抉择是正确的。
     他迎来了人生选择又一春。
　　恶补经典苦寻根
　　 孙过庭《书谱》中说：“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画内功如此，画外功同样如此。深感自己得在“底蕴”上下大工夫的霍春阳，内外兼修，开始“恶补”画外功。
     《论语》，那是从大学时期就引起他兴趣的一部经典。“半部《论语》治天下”，他倒不怎么在意“天下”的事，只是觉得《论语》里的话和自己的心性相和。同时，他也开始精研《孟子》、《老子》、《庄子》。
     到南开大学听“文学史”课。王双启教授的话启发了他：古代的大诗人，并不反对“程式”，李白、杜甫都知道尊重程式，利用程式。由此，他感到：程式不应束缚自己，倒应该学会驾驭程式。不能掌握程式，很难升华。因为程式是根据规律总结出来的，是在现实生话中提炼出来的“常理”。有的入学程式僵化，不是程式本身僵化，而是自己僵化。
     1987年到1989年，霍春阳又上北大汤一介教授主办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冯友兰、任继愈、陈鼓应、梁漱溟，当代顶尖的一流学者都来到讲台上。他聆听着名师们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一个字。这样一去就是三年。特别是梁漱溟开的“中国文化要义”课，还有“新儒学”大家的多种讲演，让他眼界大开，头脑豁然开朗。1989年他以优异成绩在该班结业后，又马不停蹄，加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中国文化学习班”。
     “唐以前的诗是喊出来的，唐诗是长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教授的话让他坚信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出自肺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艺术品才有价值。
     回到天津，他拜访天津大儒吴玉如老先生。当时，吴老正在友谊宾馆，身体已经很虚弱，中午躺在床上对热心求教的霍春阳说了一个多小时，谈自己的求学经历，读书经验，最后嘱咐他回去一定认真读《论语》、《孟子》、《后汉书》。吴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坚定了霍春阳精研中国传统文化、领略其精神、涵养心性的道路。
     传统文化的沃土滋养了中国画，国画的“根”在这里。自己为之献身的国画只有在传统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才能成长，才能茁壮。
     十年的“恶补”，让霍春阳心胸开阔，身心如沐春风。这期间，各种诱惑也不时纠缠着他：到某大城市举办展览，到欧洲去发展，某个笔会正等着你……可他一一婉言拒绝了。关上这道门，为的是全身心地进入自己急切需要的中华悠久文化的大门。
     “万卷谁人不读，下笔未必有神”，关键是能不能“悟”出其中的奥妙，化为己有。十几年的朝诵暮读，在他不断地“悟”中，逐渐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奥妙。他认为，诗词歌赋固然得不断充实，但中国传统哲学才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厚重大门的金钥匙，手里不掌握这把金钥匙，得到的则可能是一地鸡毛。
     作为国画家，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其实是一种必须的“寻根”。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不知根扎在哪里，不知凭什么开花结果，那画家和他的作品也可能像杨花柳絮一样随风飘散了。
     “功夫深处独心知”。多年的苦读恶补，多年的艰难“寻根”，“澄怀观道，静以求之”，他心态静了，画风也随之沉静了。
     全国画传统文人画的是一个群体。霍春阳在北大演讲后，一直关注这个群体的陈授祥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说；春阳的画变了，他这些年的书没白读。知道霍春阳的画为什么这样好了。现在他画的画，真是到了大化之境。
　　涵养共性说个性
　　 霍春阳的朋友说：他这人厚道、实在、随和。接触几次感觉也是这么个人。但一说起共性与个性来，不善言谈的霍春阳就“滔滔”了：
     “现在提倡张扬个性，人的个性越张扬，矛盾越突出，冲突越激烈，谁也别想安宁。共性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对画家来说，共性就是在绘画上要尊重人人共有的客观规律和艺术规律。追求共性才能出大境界、大作品，才能出大画家。而狭窄的个性往往容易让人走近死胡同出不来。”
     霍春阳在撰文、演讲、讲课、聊天……中经常谈到他的观点。甚至明知违背教科书上的“常理”，明知自己对此观点的执拗本身就“个性”得可以，他也执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难道你这个人没有个性？你当年嘴上没毛时就跟家人说‘不让我画画，宁可死，不也个性十足吗？你的画没有个性吗？没有个性，岂不千人一画，还有你霍春阳的地位吗？’”
     笔者的诘问咄咄逼人。但霍春阳却慢条斯理地诉说着他的道理：
     “家乡的人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个性呢’?是句批评人的话。但人的天赋、禀性、水土、学养、经历……千差万别，自然也就形成不同的个性。但个性得有‘度’。你的个性是张扬了，张扬到给别人带来痛苦，给社会带来麻烦，这种个性的张扬就要不得了；俗话说‘求大同，存小异’。这‘大同’就是共性，对画家来说，画什么，怎么画，都不只是个人的事。画总是要给人看的，画中包容的共性越丰富，亲和力也就越强，就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引起更多的共鸣。所以，这大同，这共性，一定要‘求’，相反，倘若一味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