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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西北画坛有过它的辉煌时代。比如汉代的毛延寿、赵歧、陈敞、刘白，唐之阎毗、阎立本、阎立德、李思训、李昭道、韦惬、边鸾、韩干、周日方，宋之李成、关仝、范宽等。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原居于西北地区的大量优秀画家也纷纷迁徙到了东南一带,西北画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明代以后，西北画坛也被董其昌和清初“四王”的画风所笼罩，比如清末民初西北画坛的著名画家刘晖、蒙树培等，就是典型的“四王”风格。蒙树培只因在“四王”画风的基础上略加青绿重彩，从而带上了点西北传统画风的浑厚气质，但在笔墨风格上，并未脱出“四王”的樊篱。
　　然而，自“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源于上海、北京、杭州一带的新美术运动思想逐渐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从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几所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成归来的一些青年学子，开始在西安、兰州一带筹办美术学校，招收美术学生，传播西洋画新画法。在陕北，一批批革命美术青年，纷纷投奔到了延安。这两股美术力量，无疑对改变原笼罩在西北画坛的“四王”画风并树立新的艺术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武汉的失守和重庆等地的不断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原汇聚到西南一带的一些优秀画家，便开始纷纷向西北转移。以张大千、常书鸿、关山月、张振铎为代表的一些画家，来到敦煌进行临摹写生，而以赵望云先生为代表的一些画家，则径直迁居于西安。这些画家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展览办到哪里。比如张大千、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等经过在河西一带的一段时间写生和在敦煌的临摹，他们曾于1943年、1944年、1946年多次在西安、兰州、银川、平凉等地举行展览，传播画艺。这些活动，无疑对所到之处的美术青年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比如1944年、1946年、1947年，因受赵望云在西安的几次画展的影响，以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为代表的一些美术青年，就纷纷向赵先生拜师学艺。学成之后，他们或走向兰州、新疆等地工作，或经常赴西北各地写生，所到之处，对当地美术的影响，现在已经被新中国西北美术的发展事实所证明。
　　在西安，随着1949年全国的解放，以石鲁为代表的一批延安革命美术青年，与原在此地的赵望云美术群体进行了会合，他们以西北美术工作者委员会为阵地，以赵望云为核心，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尤其是1950年后，何海霞、康师尧、郑乃光等画家来到西安后的加盟，进一步扩充了这个群体的势力，增加了艺术思想的多元化。在山水画上，1957年之前，包括石鲁在内的一批西安山水画家，他们接受赵望云绘画笔墨风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1958年后，石鲁的个性逐渐突出，他不仅以其在美协的实际领导地位，而且也以其强烈的创新精神逐渐征服了周围的画家，取代赵望云而成为西安画坛的盟主。然而，仔细推敲石鲁的笔墨血脉，赵望云的笔墨基因是内在其中的。何海霞原本学张大千，据说学得可以乱真。可是，当他加入西安国画研究会后，便开始吸收赵望云的笔墨风格。结果，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何海霞的画风逐渐和张大千拉开了距离，个人风格逐渐明晰了起来。而方济众更是直接承接赵望云衣钵的，80年代后，他的个人风格虽然逐渐形成，但是，源于赵先生笔墨基因的东西，仍然是一望可知的。在花鸟画上，康师尧、郑乃王光原先画的是传统路数，当他们加盟了由赵望云主持的国画研究会后，他们便慢慢地接受了赵望云的思想，注重从写生中塑造各自的绘画风格。比如说，在由郑乃王光先生亲自作出的个人年谱中，他就明确表示他是“接受赵望云建议，专攻工笔花鸟”的。
　　在兰州，20世纪40年代赵望云多次在那里举办画展时，就曾影响了一批青年画家。
　　1949年黄胄参军到兰州后，也在间接地传播着赵望云的艺术思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方面“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格”不仅是赵先生传给黄胄的艺术理念，而且，在黄胄的艺术道路上，他也一直在遵循着这一艺术创作原则；另一方面，黄胄的画风，不管是他的人物画，还是他画驴、画马，其基本方法甚至基本的笔墨感觉也都是从赵望云的人物写生、动物画法中提炼出来的。尤其是在从1949年到他去世前的几十年里，他曾几十次去新疆写生。他的画风，不仅明显可见出是从新疆的写生中锤炼出来的，而且，他的这些写生活动，对于带动新疆国画人物画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徐庶之1953年调到新疆后，在新疆画坛也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徐氏的画，继承赵望云画风最为忠实，虽然后来经过在新疆的几十年写生创作实践后，已经形成了个人风格，但是，其基本的笔墨范式，仍不脱赵望云笔墨风格。可以说，通过黄、徐两个人的渗透，赵望云先生的笔墨风格，实际上成为了奠定新疆、甘肃画坛画风的基本基因。
　　现在我们谈西北画风，不外乎是以陕西、甘肃和新疆为代表的。综上所述，可见赵望云画风对于建设20世纪后半叶整个西北画坛的国画风格，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