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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回家，旅途漫漫。刘文进为了打发那闲得无聊的车上时光，临出门时，随手从书架上摸了本书，塞进背囊。 
      到火车上一看，才发现是一本纪实文学体裁的书籍，20多年前出版的。其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生的一段有名的公案：梁漱溟“叫板”毛泽东。 
      起因是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到：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他讲此番话时，毛泽东并没有在场。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分量之重，梁漱溟听了，认为是针对自己而来，便深感委屈，非要辩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20分钟面谈机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对批评的认识，对错误观点的反省，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1953年9月  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会场 
      接下来的会议上，梁漱溟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并且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 “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哗，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10分钟的辩解时间，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滚”下台去。 
      会议再次陷入僵局，有人提议，举手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留在台上发言。结果毛泽东带头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但却只是少数派；绝大多数人赞成将梁漱溟轰下台去。 
      读到此，刘文进替梁漱溟捏着一把冷汗，心想，他的下场一定不妙，要知道，文革期间，有人不小心在毛泽东的名字上乱画了几下都被打成“反革命”啊…… 
      结果，梁漱溟不但没有受处分，更没有在三年多后的1957年打成什么“右派”，甚至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也不是很严重；尽管当着全天下的高干，连续数次与毛泽东唱对台戏,让对方尴尬、下不来台，可后来他直到去世前还是“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梁漱溟原话），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 
      晚年的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与毛泽东“叫板”后虽被要求作检查，但上面一直没人来催问。他自己平静下来后，也觉得当面顶撞毛泽东似乎不应该。此后他的政协委员也一直当着，七十年代末升格为全国政协常委，工资福利按级别享受一分不少，直到1988年，95岁的他在平静中与世长辞。在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问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去世多年，世事亦沧海桑田，他依旧直言快语：“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90岁时，梁漱溟与人谈及当年，曾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见《党史文苑》） 
      这让刘文进感受到伟人的胸怀。再大的官，也是人不是神，难免有误会、话赶话、先入为主的时候。当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上时，一切个人恩怨都只是过眼的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