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超：以学问滋养艺术

  

     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奖项“兰亭奖”评选前不久落幕，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超荣膺该奖的教育奖。面对像中国电影金鸡奖、戏剧梅花奖、茅盾文学奖一样等级的中国书法政府最高奖，徐超先生说：“算是对我们山大几代学人所开创、传承的书学传统和学科建设的肯定吧。”淡淡一句话，显示出学者书家的谦逊风范。


　　“文字、训诂、书法文化
　　是我的三亩地”


　　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徐超先生的办公室，四壁悬挂着他创作的多幅书法作品。记者发现，落款处大都有“三摩帝书屋”数语。这个斋号的寓意是什么呢？徐超笑着说：“文字、训诂、书法文化是我的三亩地，我像农夫一样耕耘，农家乐啊。”这是他自谦而给出的一种幽默通俗的解释。其实，“三摩帝”是梵语音译，亦作“三摩提”、“三昧”，意为“定”、“正定”，即胸无杂念、心神平静之意。徐超先生以“三摩帝”为斋号，意旨鲜明、幽默风趣而寓意深刻。
　　徐超先生１９４５年出生于江苏盐城，１９６４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１９７８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殷孟伦、殷焕先教授攻读汉语史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并于书法方面得蒋维崧先生指教。１９８１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同他所敬仰的启功、蒋维崧两位老师一样，学者和书家的双重身份在他身上得到了融合。
　　徐超教授解释：“文字训诂学与书法学本来就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历代书法和书法学文本都是用汉语汉字写成的，要研究古代文字、碑帖、书史、书论资料等，自然离不开文字训诂学。此外，从历史和现状看，深厚的文字训诂学等国学修养对书家、书法、书界和书法学科而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来的文字学研究，一般都不重视书写和书法的因素；而书法家队伍中又很少有人关注和重视文字学的研究。在强调学科渗透、学科交融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有责任承担起建立这个边缘学科的任务。”　


　　“以学驭书”二恩师

　　徐超先生说，回想起来，影响和决定自己今天专业和研究方向的最大因素还是身边的老师。具体一点，其影响最大并有决定性意义的，早先当是北师大的陆宗达先生和启功先生，后来则是山东大学的蒋维崧先生。　“１９６４年我到北京师大读书，首先读到并且最终影响我的专业方向的，是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和《训诂学浅谈》；而１９６６年又使我通过大字报和办黑板报而认识了启功先生和他的书法。没有想到的是，１９７８年我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不仅选定了文字训诂学，而且导师殷孟伦先生竟与陆宗达先生同出黄门（黄季刚先生）；而殷师的挚友蒋维崧先生竟在我受启功先生影响对书法产生兴趣以后，又直接影响我走上了将文字训诂同书法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道路。”
　　谈起已经相继去世的启功先生和蒋维崧先生，徐超说：“两位先生虽然性格多有不同，但都是将自身的学问修养同书法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社会上的人都说二位老人是书法家，这没有问题。但书法家不是他们的主要头衔，书法学也不是他们的专业，所以，当社会‘尊称’他们为‘书法家’时，二位老人都曾经用不同方式明确做过回答：他们的主业是教师，专业是文献学、古典文学或汉语言文字学，但尽管如此，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专业与副业——学术与艺术相辅相成、相互辉映的事实，并且谁也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学问，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在支撑着书法学科；没有他们这些人，没有他们的相关学问，书法界和书法学就会因为失去灵魂而变得黯淡无光。”


　　识字、写字是难题

　　有人开玩笑说：三百六十行，当书法家最容易。为什么？“俺是中国人，从小就学会了识字写字，别的干不了，还不会拿笔刷几下子？如果胆子大，还能当个‘家’！要是出了国，更是我的天下！”这虽然是戏言，倒确有一些社会基础：书法家都是“舞文弄墨”的文化人，识字、写字还能算个问题吗？而徐超先生恰恰认为，识字、写字的确是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首先，汉字太多，构形千变万化，难认难写，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使用情况尤其复杂。从字数来说，虽然常用汉字不过四五千，但对于书法用字来说就差得太远，单是把简体字恢复到繁体字，就得让一般年轻人花上几年工夫。《汉语大字典》收字５４６７８个，而据说日本编纂的汉字字典则收到１２万多。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异体字多，冷僻字多，废而不传的字多。看古代的碑帖，这类字往往不少，很让学者犯难。”
　　徐超先生还特别指出，书法作品中的汉字，除了日常交际用的楷书、行书之外，还有一般人不熟悉的草书和隶书，还有“死亡”数千年之久的古文字。辨认草书，用草书写作品，需要熟悉各种草书符号。隶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带有时代的书写特征。有人说，可识读的甲骨文不过１０００个左右，金文２５００个左右，数量不多，要想记住也不难。其实，古文字中的异体情况最为复杂，一个字一般都有好几种写法，有十几种、几十种写法的也不少，而从书法角度看这些古文字，因为它们使用的时间跨度长、地域分布广、应用范围多样，往往带有鲜明的字体特征和书写风格。如果稍不留意，就要出差错，闹出笑话。


　　当前书法界遭遇
　　“文化缺乏症”

　　“在当今什么都爱讲‘文化’的时代，倒是最具传统文化特色和品格的书法却表现出最没有文化！”
　　徐超先生语速不疾不徐，但颇有力量。“前代能称得上是‘书法家’的人，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像现当代一些人那样，专门靠教写字、讲书法、办工作室、走穴卖字赶堂会等过日子的。特别是那些有经典作品传世的书法家，他们往往更是某一学科、某一研究领域里的学者、专家。即使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书法家，他们一般也有精深的文化修养。而现在，我们看那些经常办展、出书、入典、买奖牌，到处购买各种头衔的人，他们除了善于投机钻营和也许还能写几个字的本领之外，难得见到多少可以证明他们有文化修养的事实。而更为悲哀的是：以上现象实在并非罕见。许多只抄前人成句的人，你可能一时还不了解他的文化底细，而一有自作诗文联语题跋，就会显露文化缺乏症的尴尬和无奈；至于那些错字连篇，或只会写‘龙’、‘虎’、‘招财进宝’之类，或把‘马’字写成有马头、马鬃、马蹄、马尾，把‘舞’字写成三围突出的女性形象的人，这种浅文化、俗文化的表现那就无须再说了。”
　　最后，徐超先生又给记者谈起启功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书法是老虎嘴上的胡须”，“他的意思是说，胡须因老虎而贵，所以首先要看你是不是老虎，这还是强调书法家综合修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