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世界石窟造像的瑰宝

　　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

　　【诗词名句】

　　石壁巍巍接上台，玲珑楼殿凿岩开。三千诸佛云中现，百万神仙海上来。岩穴有龙常喷水，洞前无兽不生苔。梵宫寂静人稀到，石砌禅房绝尘埃。

——（明）赐进士重庆府通判豫章游和书

　　层峦石里透灵泉，谁凿莲花漾佛前。照耀金光云影净，岩前又喜见诸天。

——（明）忠州刺史楚人战符

　　【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的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足县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被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大足石刻中显示了融合的结果，大足石刻精美的石雕和宏阔的释学典义令人震惊，沉寂于深山和历史岁月中的青灯古佛终于重新光耀世间

　　大足位于重庆西近百公里处，地接巴蜀交汇之处，但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相接，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也在这里显示了融合的结果。

　　1945年，抗战胜利曙光初现的那个春天，以杨家骆为首的考察团自重庆出发赴大足考察，一行人在大足进行了7天学术考察，为这里精美的石雕和宏阔的释学典义而震惊，认为大足石刻足以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鼎足而立。

　　因此，考察团回到陪都后，举行了大足石刻的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自此，沉寂于深山和历史岁月中的青灯古佛终于重新光耀世间。

　　现今发现于大足县境内年代最早的石刻造像年代是初唐永徽年间的（公元650—656年），至唐末时期造像始盛，南宋时达到高峰。后历经元、明、清数代，伴随佛教衰落而衰减。

　　但历代造像未绝，现大足全境内共有造像五万余尊，儒、释、道三教的造像皆备，为研究中华思想文化和雕刻艺术留下了宝贵的佐证实物；另有碑刻、铭文十多万字，记载了不同时期巴蜀地区的地理、经济、军事、政治、人口等各个方面情况，是一笔宝贵的巴蜀文史资料。1961年,大足石刻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99年，大足石刻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实际是整个大足地区的石刻的总称，其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下的共有五处，分别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篆山，每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特色。

　　北山位于大足县城北5里处，在唐末五代时期是当地拥兵割据的军阀韦君靖的军寨，其山绵延如卧龙，鼎盛时期曾“筑城堡二千间，建敌楼二百余所，周围二十八里。粮贮十年，兵屯数万”。北山石刻最集中是在佛湾，共有240余龛，汇聚了自唐末到明末的各个年代的造像，其中精品迭出，美轮美奂。

　　各类表现佛教经典及时代信仰神人的造像更是比比皆是，尤以观音造像为多，堪称“佛教艺术的殿堂”，让观者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一个佛教讲堂，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

　　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曾对《韦君靖碑》啧啧称赞，认为其弥补了唐末五代时期川中地区一段历史的空白；而另一块更为学界所称道的《古文孝经碑》，是国内发现的唯一的古文孝经实物，其思想文化与历史价值十分珍贵。至其中的转轮经藏窟，中心柱直达窟顶，石壁各面都开凿有菩萨、战将形象，神采各异，栩栩如生，莲花祥和，刀斧生威。

　　此外，还有极为民俗化的数珠手观音形象，颔首而立，裙裾飘舞。其他各类表现佛教经典及时代信仰神人的造像更是比比皆是，尤以观音造像为多，堪称“佛教艺术的殿堂”。

　　宝顶山位于县城东北35里处，其造像主要分布在大﹑小佛湾。其中，大佛湾是大足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整体开凿于南宋1174—1252年间，由当地僧人赵智凤倾70余年之心血组织营构。整个佛湾呈马蹄形，在长约一里的范围内，以中国式的形象和手法雕刻有牧牛图、华严三圣、千手观音、释迦涅槃、西方净土、父母恩重、地狱变像等等，既有表现清静雅洁，香乐袅绕的佛家仙境，又有表现刀山火海、剖腹开膛的地狱惨象；既有捧塔耸立的文殊普贤，弟子林立而横卧之涅槃释迦，亦有中国意境的田园牧人、醉汉孝子、倚门父母，如彼如我，望之心戚。整个格局类似一个佛教密宗道场，让观者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一个佛教讲堂，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

　　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已融为一炉，宝顶山石刻中也有表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容，而以佛教石窟造像形式雕刻而出，对“三教合一”作出了鲜明的阐述。加之运用各种鲜活的生活场景来表现晦涩的经书中的义理，辅之以精巧的力学构造，微妙的光线组合，让观者在游览过程中减轻了抵触心理，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宝顶山石刻是中国佛教石窟走向民族化、民俗化的最鲜明体现，呈现出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的结果。明代的碑刻中记载，当时宝顶山已是香火“震炫川东”，民间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说，因此一直以来是大足石刻的重心。

　　大足石刻地点集中而取材多端，最终催生出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浓墨重彩的大足石刻，将中国石刻的最后一个高峰生动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成为世界石刻艺术的绝响

　　南山在县南3里，石刻所在地为玉皇观，主要是道教色彩的石窟和历代官吏来此游览遗留的碑刻，其中的蟠龙或绕柱或昂首立身，呼之欲出，亦为一大特色。石门山在县东25里，石刻集中地点在圣府洞，其中既有佛教的十圣观音、孔雀明王，也有道教的地狱轮回，又有儒家诸贤与道教人物并存的三皇洞，还有民间的神祇——独脚五通，内容杂陈，颇可玩味，至今尚留下许多谜团。石篆山在县西50里，石刻所在，一为千佛岩，一为佛湾，其中有儒释道三教中的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各处一龛、毗邻而居的造像，为中华文明的三教融合提供了实物佐证，表现了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此外，境内还有舒成岩﹑妙高山等多处石刻造像点，丰富精美，同样吸引着海内外学者和信徒。

　　大足石刻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与民俗化，是中国佛教、特别是佛教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活化石，是中国乃至世界石窟造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其各种造像的出处既有经典，却又不拘泥于经典，为我所用，灵活变化。在不同的需求下将各种题材的人物毫不造作地揉合在一起，取用其精，而去其杂。这也就涉及到争论已久、至今仍在继续的中国人有无真正信仰的问题。

　　如果跳出宗教争论这个圈子，从历史、美术、雕刻、民俗等角度去看这些雕像，它们完全有着不同于其他石窟或佛教艺术的特色。大足石刻的雕像既没有在敦煌文化中某些早期佛教造像表现出的外来的犍陀罗风格，也不是云冈石窟中南北朝时期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超脱模样，龙门石窟中大唐雕刻丰腴壮硕﹑浓彩艳丽的形象虽然在大足唐代石刻中有所体现，但是在大足，更多的则是宋代的清丽淡雅、情态宜人的风格造型。

　　大足在宋代是昌州治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富甲川东。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时代，也是城镇化、市民化最急剧的时代，思想潮流的碰撞导致的文化包容与变异，交通的贯通、居住地的集中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大足地区的石刻地点集中而取材多端，最终催生出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浓墨重彩的大足石刻，将中国石刻的最后一个高峰生动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成为世界石刻艺术的绝响。

（作者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